广告文案、“编外”记者、专栏作者……这种种“头衔”也许都不足以概括走走的身份,以至于她需要印制不同“版本”的名片,用以介绍自己。当然,这一切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与文字有关——她是一个自由撰稿人,在文字中寻找着自己的快乐和价值。
走走的原名叫曹亚男,24岁的她从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后,顺利地进入了一家广告公司,过起了朝九晚五、穿着套装周旋在客户间的生活。工作并不困难,可是她总觉得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听音乐,看画展,聚会……即便安排了如此丰富的业余生活,她仍然不快乐。
她发现,写作是惟一一种可以给予自己快乐的方式,无论心情处于什么状态,写作总能让心平静下来。于是,有空时,她把自己内心的想法通过键盘敲打出来,存入电脑。
最初的尝试是“玩票”性质的。有一次,一位供职于杂志社的朋友向她约稿,她也不在意,顺手“涂”了一篇。没想到稿子出来后,如滚雪球一般,来约稿的报刊杂志越来越多,她成了一名“业余”撰稿人。等到小有名气之后,就职的公司也给了她“特权”———不用朝九晚五上班,公司的活儿也可以用“约稿”的方式处理。撰稿,从“副业”变成了“主业”。
自由撰稿人的生活并不像常人想象的那么轻松。当记者通过手机与走走预约采访时,她正赶着去采访,为一家报纸的专栏提供稿件,而第二天的日程也已经排定:早上采访,中午和朋友吃饭谈策划,下午到广告公司进行创意。无奈,采访只能在第二天傍晚6时30分进行。“这是我通常的‘排片表’”,走走告诉记者,她现在在四五家报纸杂志开设专栏,还写小说,一个月要写六七万字。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常常从早晨8时05分醒来,到第二天凌晨,一直“泡”在文字中。
跟文字打了这么久的交道,走走对它“又爱又恨”。爱的理由很简单:自由。虽然忙碌,但她可以选择自己每天的生活内容,穿自己喜欢穿的蓝色休闲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状态好时,采访、翻译、写专栏、做广告创意……每天的生活都是新的,丰厚的稿酬还可让她衣食无忧。状态不好时,也可以把自己关在家里,看书,听音乐,随心所欲,写些想写的东西,也是一份不错的生活。“我还可以给自己放假”,每过一段时间,她就会谢绝所有的稿约,背上行囊独自出游,在火车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中静静地阅读,在远离上海的地方感受他乡生活。
恨的理由也很充分:创作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走走说,写作状态中的她不吃东西,不喝水,也不听音乐,仿佛进入一种“入定”状态,满脑子都是笔下的场景、人物。“顺利时还好,要是找不到感觉,你会被文字逼上绝境。”有一次,走走接下一篇稿子,可是无论如何找不到“点”,她坐立不安,甚至一夜未眠。可是,打开手提电脑,看看密密麻麻的文稿,她又心甘情愿一次次再受煎熬。
“也许这算不上最好的生活方式,然而却是最适合我的!”走走这样评价自己的职业。她希望有一天能走遍世界各地,记录下各种人的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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