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这些‘怪现象’能不能少些?”出席“两会”的人大代表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对刹住形式主义之风颇有共鸣。代表们“会诊”了时下颇有代表性的三种形式主义表现:
“城市广场”越建越滥
(代表举例)地处大别山区的某偏僻乡镇,新近以城市化为由造了一个华丽气派的现代化广场。广场占地100多亩,中央是一根20多米高的照明灯柱,周围是大理石和草坪相间。原本种庄稼的土地被改成了混凝土地,可农民连生计都发了愁,叫苦不迭。
(代表会诊)建筑设计专家马志武代表:古代西方最早是为了议论国家大事才修这类没有树的广场,现在国外除了有些大城市还搞些广场,人家早就不干这个了,因为使用价值并不高,可我们却时兴起来了。听说北方有的城市一下子建了十几个广场,要知道中国是个缺水的国家,你北方搞那么多广场,光浇灌草坪的一项花费就够受的了。我们的农村小城镇把人家首都才有的广场搬进来,那更是滑稽,放在那里养牛?其实,人居和谐的自然风光有什么不好?
浙江省衢州市长厉志海代表:城市化与城市建设是两个概念。城市是产业、人口、环境等多种要素聚集的区域,城市化的进程首先要抓的是产业积累,而不是建什么广场。如果产业功能弱化,建设再多的广场也成不了“市”。
财经专家翁礼华代表:这其实是现行干部制度弊端的体现。毋庸置疑,城市广场是最容易被人看见的“政绩”。我们的领导干部,三五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要作出点耀眼的政绩,就不得不动些“形式主义”的脑筋。现在经济发展了,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高了。在人口密集的城市或者旅游城市,城市广场之类的东西适当搞一点是必要的,但是,不管经济能力,遍地开花就是歪了。有些地方,经济发展很差,老百姓日子不好过,政府领导不去动脑筋解决实际困难,而是去搞花花草草,到头来就会引起民心失衡。
“大树进城”害死古木
(代表举例)西南某城市为了创建国家园林城市,花巨资从山区农村购买古树名木。数以万计的珍贵古木被移栽到了城里,城市绿化率一下子达到40%,人均绿地12.6平方米。这个城市自然变成了郁郁葱葱的“园林城市”。可时隔不久,大批古树名木因“水土不服”而死亡,一年后的死亡率居然超过了70%。
(代表会诊)林业专家严金亮代表:我坚决反对这种“大树进城”的歪风!从实质看,这与乱砍滥伐没有什么区别。此风现在已经遍及大江南北,建议立即予以刹住。原因有三:其一、现存的古树名木大多分布在江河源头,一旦挖走,势必造成水土流失。其二、大树古木树龄长,像年迈的老人,生命力脆弱,不能随便“挪窝”。根据调查,它们的成活率一般只有30-40%左右,而且树龄越高越难成活。大量的古树在迁移后死亡,实质就是人为破坏。其三、古树名木在维护山区生态环境中具有独特的作用,挖走它们也等于破坏了山区的生物多样性,这是对整个生态环境和植物资源的破坏。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忠林代表:一个缺钱,一个有钱,此种“大树进城”的现象就在贫困山区和城市之间上演了。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是对的,但也有一个伦理标准,比如说不害人,这是起码的标准。落后地区有些干部群众求富心切,干些傻事还情有可原,为什么发达地区的有些人也不以为然,或者将计就计呢?
财经专家翁礼华代表:“大树进城”其实就是对政绩急功近利的典型表现。树长得慢,种小树,等一届领导当完了,树还是小树。于是有些“聪明”的人就想到了“大树进城”的招数,给大树“农转非”。一些子女不孝顺或者生活困难的老人感叹:“做人不如做树,做老人不如做老树”!
“领导小组”越设越多
(代表举例)华东某省一名交通厅长兼了20多个领导小组组长之职,连他自己也记不清准确的数字。而另一名财政厅副厅长兼着100多个领导小组的职务。有些工作已经结束好几年了,“某某领导小组”或“某某办公室”的牌子还挂在那里。
(代表会诊)严金亮代表:时下重要一些的工作好象都要搞一个“领导小组”,以示重视。结果领导小组越设越多,组成机构动辄十多个甚至几十个部门。当然,适当的领导小组还是需要的,但那些完全属于做表面文章、主要用于应付上级的,设在那里有啥必要?
财经专家翁礼华代表:“领导小组”在各地各级政府中是普遍现象。究其原因,很简单,一是部门林立;二是缺乏沟通。既然部门林立又缺乏沟通,实际中遇到问题,由上级部门牵头的五花八门的领导小组就应运而生。比如在河道里挖沙这件事情。地矿部门说,这是非金属矿,要管;管理部门说,挖沙的是农民,属于乡镇企业范畴,要管;土地部门说,挖沙动了国土,要管;水利部门说,挖沙的地方是河道,自然也要管。矛盾就产生了。至少要催生一个由副市长当组长的“河道挖沙整治领导小组”。说到底,“领导小组”的大量存在,是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下、办事作风扯皮推诿的副产品,是一种无奈。什么时候“领导小组”精简了,什么时候机关的效率就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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