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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这些‘怪现象’能不能少些？”出席“两会”的人大代表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对刹住形式主义之风颇有共鸣。代表们“会诊”了时下颇有代表性的三种形式主义表现：
“城市广场”越建越滥
(代表举例)地处大别山区的某偏僻乡镇，新近以城市化为由造了一个华丽气派的现代化广场。广场占地100多亩，中央是一根20多米高的照明灯柱，周围是大理石和草坪相间。原本种庄稼的土地被改成了混凝土地，可农民连生计都发了愁，叫苦不迭。
(代表会诊)建筑设计专家马志武代表：古代西方最早是为了议论国家大事才修这类没有树的广场，现在国外除了有些大城市还搞些广场，人家早就不干这个了，因为使用价值并不高，可我们却时兴起来了。听说北方有的城市一下子建了十几个广场，要知道中国是个缺水的国家，你北方搞那么多广场，光浇灌草坪的一项花费就够受的了。我们的农村小城镇把人家首都才有的广场搬进来，那更是滑稽，放在那里养牛？其实，人居和谐的自然风光有什么不好？
浙江省衢州市长厉志海代表：城市化与城市建设是两个概念。城市是产业、人口、环境等多种要素聚集的区域，城市化的进程首先要抓的是产业积累，而不是建什么广场。如果产业功能弱化，建设再多的广场也成不了“市”。
财经专家翁礼华代表：这其实是现行干部制度弊端的体现。毋庸置疑，城市广场是最容易被人看见的“政绩”。我们的领导干部，三五年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要作出点耀眼的政绩，就不得不动些“形式主义”的脑筋。现在经济发展了，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高了。在人口密集的城市或者旅游城市，城市广场之类的东西适当搞一点是必要的，但是，不管经济能力，遍地开花就是歪了。有些地方，经济发展很差，老百姓日子不好过，政府领导不去动脑筋解决实际困难，而是去搞花花草草，到头来就会引起民心失衡。
“大树进城”害死古木
(代表举例)西南某城市为了创建国家园林城市，花巨资从山区农村购买古树名木。数以万计的珍贵古木被移栽到了城里，城市绿化率一下子达到40%，人均绿地12.6平方米。这个城市自然变成了郁郁葱葱的“园林城市”。可时隔不久，大批古树名木因“水土不服”而死亡，一年后的死亡率居然超过了70%。
(代表会诊)林业专家严金亮代表：我坚决反对这种“大树进城”的歪风！从实质看，这与乱砍滥伐没有什么区别。此风现在已经遍及大江南北，建议立即予以刹住。原因有三：其一、现存的古树名木大多分布在江河源头，一旦挖走，势必造成水土流失。其二、大树古木树龄长，像年迈的老人，生命力脆弱，不能随便“挪窝”。根据调查，它们的成活率一般只有30-40%左右，而且树龄越高越难成活。大量的古树在迁移后死亡，实质就是人为破坏。其三、古树名木在维护山区生态环境中具有独特的作用，挖走它们也等于破坏了山区的生物多样性，这是对整个生态环境和植物资源的破坏。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陈忠林代表：一个缺钱，一个有钱，此种“大树进城”的现象就在贫困山区和城市之间上演了。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是对的，但也有一个伦理标准，比如说不害人，这是起码的标准。落后地区有些干部群众求富心切，干些傻事还情有可原，为什么发达地区的有些人也不以为然，或者将计就计呢？
财经专家翁礼华代表：“大树进城”其实就是对政绩急功近利的典型表现。树长得慢，种小树，等一届领导当完了，树还是小树。于是有些“聪明”的人就想到了“大树进城”的招数，给大树“农转非”。一些子女不孝顺或者生活困难的老人感叹：“做人不如做树，做老人不如做老树”！
“领导小组”越设越多
(代表举例)华东某省一名交通厅长兼了20多个领导小组组长之职，连他自己也记不清准确的数字。而另一名财政厅副厅长兼着100多个领导小组的职务。有些工作已经结束好几年了，“某某领导小组”或“某某办公室”的牌子还挂在那里。
(代表会诊)严金亮代表：时下重要一些的工作好象都要搞一个“领导小组”，以示重视。结果领导小组越设越多，组成机构动辄十多个甚至几十个部门。当然，适当的领导小组还是需要的，但那些完全属于做表面文章、主要用于应付上级的，设在那里有啥必要？
财经专家翁礼华代表：“领导小组”在各地各级政府中是普遍现象。究其原因，很简单，一是部门林立；二是缺乏沟通。既然部门林立又缺乏沟通，实际中遇到问题，由上级部门牵头的五花八门的领导小组就应运而生。比如在河道里挖沙这件事情。地矿部门说，这是非金属矿，要管；管理部门说，挖沙的是农民，属于乡镇企业范畴，要管；土地部门说，挖沙动了国土，要管；水利部门说，挖沙的地方是河道，自然也要管。矛盾就产生了。至少要催生一个由副市长当组长的“河道挖沙整治领导小组”。说到底，“领导小组”的大量存在，是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下、办事作风扯皮推诿的副产品，是一种无奈。什么时候“领导小组”精简了，什么时候机关的效率就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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