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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像是一个巨人，可‘三农’成了巨人的‘短腿’。‘短腿’不强健，巨人再怎么有力量也跑不起来。”出席十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农技专家汪惠芳代表说。如何让“三农”这条“短腿”变长，是本次人大会议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在与人大代表的议论交谈中，记者捕捉到了几个小故事，并继而引起一些思考和感触。
棉花大户不种棉花了
十年前，成央珍是以种棉大户的身份接受记者采访的。这次作为浙江团的人大代表，记者遇到她问起棉花收成时，她却笑道：“棉花早就不种了。”1989年，24岁的浙江慈溪农民成央珍到围垦地上承包了152亩棉田。“开始收益还可以，但后来几年就不行了。”成央珍说，“慈溪是次适宜地区，种出来的棉花成本高，在市场上品质和成本都比不上新疆棉花，没有优势。”
于是，她改种水稻，成了种粮大户。“粮食市场放开后，黑龙江大米涌进来了，我们本地的水稻品质不如东北大米。”成央珍说。为了贴补农业，她办起一家毛绒玩具的辅料加工厂，为当地的毛绒玩具企业作配套，效益挺不错。“3年前，杭州湾大桥要从我家附近的庵东开建，那里的围垦地一下子变成了‘黄金宝地’，许多企业搬到这里来了。”成央珍说，“我发现了一个机会，这里大片的土地都是盐碱地，用内地的树种搞绿化成活率低，耐盐碱的苗木很需要。”于是，她和丈夫商量后，到浙大请教专家，培育起女贞、海棠、木麻黄等一批适应盐碱地生长的苗木，供应给市场。
“明年就能批量上市，从目前试销形势看，市场没有什么问题。”成央珍自信地说。
(记者点评)从棉花大户到水稻大户，又到苗木大户，成央珍代表身份的几度变化，既是她执著追求效益农业的结果，也是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缩影。有意思的是，成央珍市场上遇到的挑战都是来自中西部地区的农产品。看来，中西部地区发展农业的优势很大，成央珍代表的另一个可贵之处在于，她清醒地认识到扬长避短的重要性，已经学会了寻找市场机遇的本领。用她自己的话说，“没有永远赚钱的产品，只有可能有钱赚的市场。”
海南西瓜小了，瓜农口袋鼓了
“过去的海南西瓜，可不是这个样子。”海南省农业厅长林玉权代表指着桌上那小巧的西瓜说，“西瓜小了，海南瓜农的口袋反而鼓了。”
作为长期从事农垦工作的农业专家，林玉权代表认为当前解决“三农”问题最迫切的是让广大干部和农民兄弟跳出传统农业的旧圈子，突破旧思维和旧框框。他说，海南气候得天独厚，四季产西瓜，“海南瓜”闻名遐迩。“过去海南的地产西瓜每个至少7至8公斤重，在人口多的家庭，吃起来非常合适。”
林玉权代表说，“可实行计划生育后，情况变了。”林玉权说，现在的三口之家越来越多了，买个大西瓜几顿也吃不完，时间一长就只好扔掉了，老品种的“海南瓜”就受了冷落。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海南省开始与台湾的农业科研机构实行琼台农业合作，其中一个课题就是引进良种，让海南西瓜“变小”，并且实行无公害生产。“现在培育出来的海南西瓜一般只有1公斤一个，正好让三口之家吃一顿，而且口味更好。”林玉权代表说，每年上百万吨的海南西瓜又畅销全国了，瓜农生产的“西瓜王”少了，但市场生意好了。
“其实，不能简单地将农业看作是传统的第一产业，而要延伸成高附加值的产业、绿色环保产业，甚至是休闲服务产业。”林玉权代表问：海南西瓜“变小”，你说是农业的功劳还是工业的功劳？
(记者点评)计划生育这一国策居然让海南西瓜也实行“生育控制”了。记者在采访林玉权代表时，真切地感受到市场引导和高科技的奇特魔力。不少代表认为，今后中国农业的发展，要三个产业统筹考虑。特别是应该突破就农业抓农业的旧模式，更多地依靠高科技，更多地介入流通领域，更多地与消费者面对面。虽然在粮食生产上我们已经基本解决了“多多益善”的旧思维，但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效益农业过程中，我们有时还是会不自觉地以产量高低论英雄。其实，只要市场认同，少些“西瓜王”、“冬瓜王”，多些消费者欢迎的“西瓜崽”，不是更好吗？
85%：高的升学率，低的普及率
在上海市政府工作过多年的黄奇帆代表到重庆市担任副市长不久，就被一个数字吓了一跳：2002年重庆市高中毕业生的大学升学率全国最高，达到85%。“上海也不过80%左右。”黄奇帆代表回忆说，“开始以为这里的高中教育非常好了，其实恰恰相反。”
黄奇帆代表是个细心的人。在比照了重庆所有适龄青年的数量后，他发现，重庆市当年适龄青年的大学入学率实际只有15%，不到上海市的三分之一，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5个百分点。
“85%的大学升学率是在高中生数量少的前提下形成的。”黄奇帆代表说，“原因在于初中毕业升高中的学生太少太少了！”
在重庆市的3000多万人口中，农村人口占三分之二。黄奇帆发现，尽管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效果明显，但西部农村接受高中教育的青年非常少。“那么多初中毕业生，其实是低素质的。”黄奇帆说，农村经济要发展，青年人如果光认识几个字，那怎么行？更令他担忧的是，许多农村青年因为文化低打工不着而游手好闲。“多读一点书总是好的，至少给社会减轻一些压力。”
黄奇帆代表说，“我建议农村在‘普九’基础上加强高中段教育，以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记者点评)全面建设小康的难点和重点在农村，而当前农村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在于高素质的农村青年的严重缺乏。有代表将时下的“三农”称为“三弱”：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农村是“弱要素汇集地”；所谓的“弱要素”就包括素质低下的农村劳动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除了增强农业生产本身的吸引力外，农村教育的巩固和提高势在必行。
谁给“失地农民”一根保险带？
浙江省农工民主党副主委姚克代表在一次下乡调研中，发现某地有个“富裕村”的村民也在闹上访。一了解，原来是村民对土地征用款的去向有意见。由此，他作了专题研究。“在城镇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问题越来越大。”姚克代表说，“要尽快给他们一根保险带！”
根据姚克代表的调查，目前仅浙江省“失地农民”的数量就至少有88万。他们都是因为城市建设需要，或兴建工业园区，或扩建基础设施和公益项目等而被征用了土地，一般是一次性拿到每亩3000-30000元不等的土地征用款，然后自谋出路。“但事实上，这里埋藏了很大隐患。”姚克代表说，“不少农民拿到钱后不久就花完了而且没有工作，成了完全无地无业的游民；而有的村集体留下一部分后，因为管理不善等原因，也被挥霍一空，引发了不稳定因素。”据调查，目前东部沿海地区的“失地农民”中，约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农民生活水平已经明显下降。
姚克代表认为，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失地农民”的数量还会增加。“政府必须把他们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姚克建议，除了进一步规范农村土地的出让市场外，要采取强制性措施，通过政府和农户共同出钱的办法，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社会保障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可以先从医疗保险开始，并逐步推广养老保险。“解决他们的问题，事不迟疑！”
(记者点评)“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这是谁都明白的。试想，一旦无地无业的游民成群结队地出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时，你感到的是担心还是同情？在此次人大会议上，无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基层干部群众代表，“善待农民”的呼吁一次次响起，的确令人感动。请给农民一点关爱，请为他们办点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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