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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切实做好‘三农’工作。”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今年政府工作的建议中的这一论述，受到正在此间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代表的高度评价。这意味着长期以来城乡分割的发展模式正在摒弃，我国经济社会将进入城乡统筹发展的新阶段。
“这是中国农村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突破口。”全国人大代表、水稻专家姚海根说，“实施城市和乡村统筹发展的战略，将推动城乡互动、互补、互利，让农民同步享受现代化。”
党的十六大的报告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今年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今后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逐步缩小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差距。分析人士指出，城乡统筹有助于彻底破除中国社会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进而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
我国的改革始于农村，活跃的农村经济一直被看作是中国改革的“源泉”。但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当大宗农产品进入了“供给平衡，丰年有余”的新阶段后，中国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动力明显减弱，农村经济生龙活虎的局面似乎风光难再，原本有所缩小的城乡差距再次拉大。
“从某种意义看，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实际上也被强化了。”政协委员、民营企业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说，“目前城市居民的收入已相当于农民收入的三倍，而且城市居民不用考虑生产性开支，并享有多种社会福利；农民却要用这点钱购买农资等。不仅仅是收入上的差距，与城市繁荣的局面相比，目前中国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村的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显得捉襟见肘。”
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以严格的户籍制度、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等体现的。随着农产品价格的基本放开和户籍制度改革的试行，支撑传统“二元结构”的因素在弱化。但与此同时，新的固化“二元结构”的因素出现了。“比如农民工问题。”徐冠巨委员说，“农民工进城后不仅没有任何社会保障，还要受到许多不合理政策的限制，他们在就业、医疗、居住、子女受教育等方面都受到歧视。”
金信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葛政代表分析认为，目前在全国各城市打工的农民约有8000多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和子女，这个数字超过9000万。”葛政代表说，“这么多的人口，如果连最低生活保障都享受不了，一旦经济不景气，就会引发社会问题。”
近年来，每年春节前夕，因农民工工资被拖欠而引发血案的事件在许多地方时有所闻。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维护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合法权益”。
一位代表说，城市居民大多病死在医院，而农民大多病死在家里。“一场大病可以摧毁一个农民家庭，让他一贫如洗。”来自浙江衢州的农业技术专家汪惠芳代表说，当前，农民“看病难”的问题非常突出，许多农民生了病只好硬撑着。
许多人大代表列举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尽管许多农村的邮电通信设施落后，但农村电话的收费标准反而比城市高；农村居民用电的价格前几年也高出城市一大截。
在江西一些地方，不少常年在广东打工的农民工过年时往往不愿回家。“不是他们不想家。”江西省建设厅厅长马志武代表说，“是因为他们从县城赶回老家的时间比从广州坐车到县城的时间还长，农村的路太差了。”
过去几年间，一些专家学者为中国的农村问题开出不少“药方”，其中较为突出的观点是城乡协调发展。“现在已经初步具备了扶持‘三农’的财力。”严金亮代表认为，“如果再不花大力气解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的宏伟目标就会落空。”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的建议，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今年将在全国范围推开，中央财政预算用于税费改革的资金将达305亿元。此外，农村节水灌溉、人畜饮水、县乡公路，农村能源、教育和医疗卫生的建设，也将成为投入的重点。
“这些建议都很实在。”广西侗族代表梁日春说，“一户人家有几头黄牛再加一座沼气池，就解决了脱贫和烧饭问题；如果再有一个劳动力外出打工，全家也就富起来了。”每年有600多万外出务工农民的安徽省的人大代表则明确提出，农村家庭至少应动员一个人外出打工；政府还应在法律上体现对农民工的保护。
来自东部发达地区的实践表明，城乡统筹对农村经济繁荣和社会和谐发展效果明显。2001年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建立了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惠及34万农村人口，他们像城市下岗工人一样领取最低生活费。对列入最低生活保障的贫困家庭孩子，也正在逐步实施高中段以前的全程免费教育。“办好这些事情，政府当然要花不少钱，但出这些钱完全是应该的，也是值得的。”浙江省省长吕祖善代表说，“哪怕少上几个项目，也要让广大农民与全省人民一起迈向全面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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