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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多岁的王守彬曾经头衔无数，但唯有几个最有代表性，生产队长、乡镇企业家、民营企业家——当然还有人大代表。
最初的大石桥市青花峪村生产队队长王守彬，现在是辽宁营口青花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集团在全国乃至东南亚地区耐火材料行业位居老大。
生产队长王守彬上任时，村里是“车破骡子老，马棚还要倒”。上任没两个月，营口、海城大地震，勉强支撑的破马棚也倒了。村里人均半亩地，60%是山地，王守彬被迫做了点“半亩地上的思考”——怎么让农民富起来。
基于实际，聪明的生产队长坚定地认为，不搞副业不成。但那是改革开放前，王守彬因为执意搞副业被游了7天街。
硬顶不是办法，生产队长开始抓农业，把村里的农业抓成了全省农业先进模范，棉花和小麦单产都是黄河以北的头把交椅；之后，王守彬还是要搞副业——村里的农业发展都成典型了，上级再不能说他们不务正业了。
1984年，守着镁矿的青花峪开始搞工业，王守彬从此改头衔为乡镇企业家。
乡镇企业家王守彬与某大学的一位教授有过一次争论。王守彬问：“你搞了一辈子主义，什么是主义你讲给我听听。”教授开始说出一套套理论。
王守彬不以为然，等教授讲完了，他说：“我告诉你吧，主义，就是主意！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他老人家拿的主意！甭管什么主义，如果不让国家富强、老百姓富裕，那就不是什么好主意！”
其时，国家对个体和私营经济的政策逐步变化。从1982年的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修宪时开始，发展和保护个体经济被写入宪法，列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1988年第二次修宪，保护的主体变成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原来的“补充”，也改变为“必要补充”；1992年至1997年，党中央确立把非公有制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十五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从事非公经济的王守彬，做生意还是要游走于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中。要向国外发3万吨的矿砂，需要600节车皮，那时的车皮都实行“双轨制”，乡镇企业家王守彬只好请吃饭，“联络联络感情呗！要不生意就不能成！”
至今他想想都觉得有点委屈：“那时候有人说乡镇企业扰乱了市场，是不正之风的源头！”
从1993年就参政议政，迄今10年，王守彬三届连任。说刚开始王守彬就“议政”其实并不太准确，那时的王守彬轻易不敢讲话：虽说知道自己是代表人民来说话的吧，但是“文革”的阴云未完全散尽，为两句痛快话犯政治错误并不值得。
贯彻十五大精神的九届人大，王守彬代表觉出了政策的逐渐变化。青花峪生产队，是经历过改革开放后极少数没有散的生产队之一。1999年，还在领工分的生产队长王守彬拍着胸脯说：“咱是纳税人”了。
王守彬真正的“政治身份证”是十六大颁发的。从那时起，他作为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国家对民营经济的态度成为“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这时，在各类民营企业中就业的人员过亿，民营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三分之一以上。王守彬管理的产权明晰的股份制企业，每年上交国家利税7000多万元，是辽宁省营口市的利税大户。青花峪的村民，也就是股民，人均收入两万元以上，生活已经跨越了小康，是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王守彬可称为身跨三个群体的代言人。他是从农民群体中被推选出来的代表，是民营企业家，同时担任村民小组长的王守彬还是基层代表。他关心耐火材料的国际价格，因为企业的业务60%在海外；也关心国家矿产资源的保护，还关心小兴安岭地区的水资源是否枯竭到让白菜都不能长成个儿——他是农民出身。
“头衔”刻画出王守彬大半生的道路，一定程度上也廓清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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