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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秦池江说，目前我国研究和开发经费以及全社会科技经费的投入水平，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准，不利于我国经济突破性发展，不足以支持我国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的提升。为此，他领衔向大会提出议案，建议在国家预算中为科技研发设立单独科目。
秦池江代表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关键在科技创新，但是我国这类投入与此很不相称。2000年全国研发经费支出896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达到1%；2001年上升到1042.5亿元，占GDP的1.1%，为历史最高。
近10年来，美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2.7%左右，日本保持在3%左右，工业七国集团平均达到1.67%。不少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也极力加大科技投入，韩国1991年就达到了1.91%，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还保持着2.5%的水平，2002年上升到3%，为他们走出困境奠定了基础。印度上世纪70年代的投入水平只有0.3%，从80年代起，在政府预算中设立了“研究与开发”预算科目，结果到1987年研发支出水平达到1.03%，上世纪末达到了1.5%至1.7%，这是印度近年来科技突飞猛进的关键因素。
秦池江代表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差距明显。据他介绍，研发投入主要由国家财政和民间投资两部分组成，投资比例在发展中国家一般是1：1，而发达国家的民间投资甚至超过财政投入。在我国的科技创新投入中，来自国家财政预算的支出占35.3%，来自企业的研发支出占64.7%。
秦池江代表认为，我国在国家预算中没有为研发投入设立单独的科目，而是包含在多项预算支出科目之中，这导致支出范围和实际安排的数额不清，使用监管程序与责任不明，研发支出条块分割、封闭运行，因而带有随意性和随机性，极容易被一般科技支出挤占。在科技支出总量、结构、效果和长期发展上也不易进行有效管理。
秦池江代表说，我国研发投入水平和财政用于科技的经费支出，在预算安排中没有明确的法定标准，致使国家财政用于科技的拨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连年下降。对于民间财力投入科技研发，也没有配套的引导与激励机制。金融体系资金进入科技融资的渠道不畅，没有配套的科技融资风险分担机制。
为此，他在议案中建议修改国家预算法，在财政预算支出中，单独设立“开发与研究支出”科目，同时单独设立“科技经费支出”科目，对二者的范围进行具体界定，为国家提供全面准确的财政投入信息。他还建议在人大设立跨部门的“开发与研究拨款委员会”，制定增加科技投入的长远财力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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