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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氏“九种武器”
“现在，我已经获得9项国家专利。”3月中旬，在北京市海淀区马连洼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出租屋内，36岁的打工者冯永国非常兴奋，他双手捧着刚刚领到的蓝色烫金专利证书，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有了这九种‘武器’，我就可以在更高起点上谋划自己的事业了！”
这是冯永国目前到手的唯一的“专利证书”，专利设计的项目是“中国地图手机”，将中国地图做在手机外壳上。“把‘中国地图’设计成手机的外壳，东北三省恰好是‘摄像头’，台湾省的位置则是‘来电指示灯’，手机的背面还有一条龙……”冯永国向记者展示了他的杰作：在一张洁白的图纸上，好似中国地图的4种图样，分成上下两行排列。“这是翻盖手机的正面图。”冯永国指着左上角一个图样，他向记者一一介绍说，“中国地图”最长的部分是手机的机身，凸出的“东北三省”成了“摄像头”，“台湾省”则靠手机天线很近。其他3种图样分别是手机的展开图、立体图以及后视图。冯永国在一张简单描画的图纸上，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他的“第一种武器”，这也是他认为最成功、最完美的设计：中国地图手机。
在冯永国申请的400余项专利中，除“中国地图手机”外，他还根据其他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地图，设计出了美国地图手机、法国地图手机、日本地图手机……
“第二种武器”，也是冯永国最为得意、自认最有特色的设计———“中国钟”。设计图形很简单，就是将时钟的时针、分针和秒针都恰如其分地安排在“中国地图”的轮廓上。名字是冯永国自己起的，理由很简单，在中国的文化词典和社会生活中，中国字、中国画、中国结、中国根、中国人、中国心和中国印等七种称呼已经成为民族概念产品。冯永国得意地认为，“中国钟”将成为“中国”的“第八概念物”。
最神秘、也最具悬念的当数“第三种武器”———计时牌。冯永国神秘地说，“计时牌可能要和台湾统一结合起来，一切都还在秘密策划中。”
此外，冯永国还把中国地图与电话机、挂钟、座钟、电子表、广告亭以及不翻盖手机等另外6项产品的外观设计结合起来，并获得国家专利审批，形成冯氏专利设计的“九种武器”。
誓到国外申请专利
“1997年，我从书上偶然看到了‘香港回归倒计时牌’的造型。”说起设计灵感，冯永国直言不讳，“就是位于深圳罗湖桥头的那个造型，计时牌上有一个中国版图。”
36岁的冯永国个子不高，相貌清秀，明亮的眼神中透露出精明干练，一个典型的四川汉子。他回忆说，1995年他到北京不久，就迷恋上专利设计，看到这个倒计时牌后，马上想到如果将中国地图与手机设计结合起来，肯定会受到国人的欢迎，便萌生了设计“中国地图手机”的想法。
从1995年至今，冯永国的设计创意越来越多。目前，除了其中9项已经获得国家专利外，他已经申请的国家专利设计还有近400项，这些申请不仅包括中国版图外形的手机、电话机、手表和挂钟，还包括其他90个国家和地区的手机外形、77个手表外形、75个挂钟外形和72个电话机外形。
冯永国雄心勃勃地表示，等到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外形设计全部申请到中国专利后，他还计划到其他国家申请专利。此外，他做的一些调味品方面的发明，也已经开始申报国家专利。
为脱贫搞专利？
冯永国1968年出生在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农村一个贫困家庭，初中刚毕业就失学了。1999年父亲生病去世后，家里家外一直由年过七旬的老母亲操持。冯永国在家里排行老三，还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们都已结婚成家，但境况都不好，太穷了！”冯永国含着泪说，“这也是父亲临终前一直担心的。”
“我要改变家里人的贫困！”背负着这样的信念，作为家里唯一的“文化人”，冯永国从1989年起就外出打工，曾经在湖北修过铁路，在河南挖过煤，在哈尔滨干过餐饮。1995年，冯永国来到北京。但随着年龄增长，8岁时摔伤的颈椎开始出现后遗症，再加上背部已患多年的风湿病，冯永国根本无法干重体力活。
一次偶然的机会，冯永国发现搞专利设计“不但专利权能够卖大钱，而且操作简单可行，我相信自己能做！”
1997年，“中国地图手机”的创意出笼后，冯永国辞掉了工作，从朋友那里借了5000元钱，租了一间小屋，一门心思搞起了专利设计。按照他的说法，除了屋子里的书和他的设计成果，近10年来他几乎啥也没攒下。
榨菜“哺育”的发明家
冯永国的北京住所很偏僻，离天安门广场近40公里。
3月中旬，记者来到冯永国像窝棚一样的住处。屋内摆设着一张单人床、一张小木桌和两个小书架。床头上放着电饭煲和一大塑料袋榨菜，木桌上摆放着厚厚的一摞图纸。
冯永国的午饭很简单，只煮了一碗米饭，顺手从大塑料袋里拿出一小袋榨菜，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一碗饭吃完，一袋榨菜还剩下半袋。冯永国小心包好重新放回大塑料袋里———袋里还有30多袋榨菜。冯永国说，每次他都要从附近超市批发回来100小袋的榨菜，因为批发价2角钱一袋，而零买需要花上5角钱，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一年多了。就是“榨菜、米饭”这样的生活标准，冯永国也不能天天保证。去年年初，他把花100元买来的二手影碟机、300元买来的二手手机，都分别作价30元卖掉了，再到后来干脆把资料当废纸卖掉，以维持生活。
到2003年11月，走投无路的冯永国甚至第一次走进了医院，顶替别人卖了200cc的血。“当时房租催得急，只好去卖血。”如今说来，冯永国显得很平淡。卖血回来，除了交了120元的房租，冯永国还吃了一顿好饭。“炒菜真好吃！”现在回忆起来，冯永国吧嗒了一下嘴，脸上露出少有的笑容，那笑容里隐含着许多无奈和苦涩。
冯永国说，为了设计、申报专利，目前他已经欠下2万多元的外债。“朋友中最多的已经借了七八次，最少的也有两三次。”
他有点不好意思，“在中国农业大学复印资料，我几乎都是欠账，最多的一家复印店，已经欠下1200多元了。”
为了在规定期限内凑足“中国地图手机”专利证书的295元手续费，冯永国找到发证书的专利机构的一位工作人员，亮出胳膊上卖血的针眼，然后用身份证作押，才算借来1000元钱。
“现在，我的命运总算有了转机。”冯永国笑着说，“自从获得专利后，有两家手机生产厂家开始测试我的专利，如果转让成功，同类技术的售价不低于500万元；另外，我和一家投资商也开始接触，打算自己融资生产，正在酝酿正式面谈。”
值得信任的欠债人
张文强，是冯永国来北京后认识的第一个朋友，当时冯永国到一家餐馆打工，张文强是那里的厨师长。“他人品好，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谈起冯永国，张文强说，“尽管有些看法，但我还是全力支持他的事业。”
“在我困难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没钱吃饭、住宿，都是冯永国在帮我。”张文强说，“记得有一次，听说我急需钱用，他把兜里仅有的500元钱都给了我。”现在，张文强已经是一家餐馆的老板，时常在经济上资助冯永国。“为了专利，他两次辞掉工作，因为颈椎受伤后遗症不能坐车，就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到处跑。”“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他不会借钱的。”张文强很了解冯永国的为人。像张文强这样的朋友，冯永国说在北京有七八个。
“冯永国？认识！就是那个申请专利的人，经常在我这里复印资料。”中国农业大学校园内一家复印店的店主王路女士说，“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王路说，从去年春节后，冯永国就在“农大”复印资料，一开始还付现金，大概从去年7月开始，他说遇到经济问题，只好先记账，到现在已经欠下1200多元了。“开始确实挺担心的，如果他不还怎么办？”王路坦承，“一次，大概两周没有见到他的人影儿，手机一直关机；后来，他来了，说手机卖掉了，专利申请需要钱。”“都走到这一步了，我也只能算是一种支持吧。”王路语气中有点无奈，“盼望他能早点成功，这样无论对他，还是对我们，都是一种解脱。”
距离不远的另一家复印店，一位范姓男店主告诉记者，冯永国已欠下七八百元的复印费了。
苦涩的等待
“在申请专利的人群中，打工者并不少见。”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咨询处的一位范姓工作人员告诉晨报记者。
他说，每年专利局受理的类似冯永国的“外观”专利申请就有六七万件，其中申请人是打工者的也不在少数，不过冯永国的精神还是值得称赞的，但做法欠妥。
该工作人员透露，专利申请相对来说非常简单，至于能否实现批量生产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他特别提醒，莫要为了金钱而盲目搞专利设计，否则投入巨大的财力、精力不算，还有可能血本无归。
就在记者结束采访的当天，冯永国非常失望地说：“和投资商的面谈已经延期了，而手机生产厂家的测试何时结束还是个未知数。”
“看来，还要等一段时间。”冯永国喃喃自语着。
从1995年到现在，在京打工10年、只有初中学历的四川打工者冯永国，穷困潦倒但埋头发明专利，仅申请专利就达400余项，其中包括“中国地图手机”在内共有9项已经获得国家专利。但因经济条件所限，他连专利证书的手续费都掏不出。近日，冯永国在北京居住的简易窝棚里，接受晨报记者的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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