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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白岩松：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新闻会客厅》。伟人毕竟为伟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邓小平的家人将帮助我们一起来解读伟人之所以为伟人的理由，首先让我们从邓小平的逝世开始说起。
小平逝世
1997年2月20日。早晨起来，所有的电视和广播里传出了同样的声音：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发表《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我们敬爱的小平同志患帕金森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抢救无效，于1997年2月19日21时零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许多人在回忆当年小平逝世时的情形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平静”两个字-——与21年前毛主席离开人世相比，邓小平离世给社会带来的震动要小得多。没有全民的哭泣，没有过度的紧张和过度的轻松，军队没有进入紧急状态，机关照常工作。。股市只有在18日下跌，以后连续几天一直呈上升趋势。
自己的离开没有给国家带来什么震动，这正是邓小平的希望、也是邓小平晚年多种努力的结果。
从80年代后期开始，邓小平就在为自己淡出政治舞台做准备，90年代初，平稳地完成了权力交接，新一代领导集体随即完全挑起了领导中国的重担。
小平希望自己的人民能够平静地面对自己的离开，作为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也早已多次对亲人他表达了自己豁达的生死观。
1997年3月2日，依照小平同志的遗愿，亲人们将他的骨灰撒入了他挚爱一生的大海——邓小平革命生涯的起锚之地也成了他最后的归宿……
主持人：大家当然很关心，现在你妈妈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邓林(邓小平的大女儿)：我妈现在挺好的，我妈妈心态平和，她说了，国家也有人管了，你们也都成才了，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所以对我们，因为我们都没给我妈闯什么祸，我妈也特放心，所以她就每天听她的京戏，听评书，《三国演义》、《红楼梦》。
主持人：但是老人家刚走的那段时间，你们是不是想尽办法让妈妈尽快能缓过来？
邓林：因为我爸爸病了很长时间了，他去世的时候我们还是有思想准备的，我妈妈这个人很豁达，跟我爸爸一样，包括我们这些子女，我们也跟我爸爸学了，就是生死关我们认为是非常豁达的。我爸爸说过，人有红白喜事，红喜就是结婚了，白喜就是70岁以后去世，所以对生死他看得是很淡的。死了以后，说怎么样处理，最后我爸爸说就把骨灰扔到马桶里冲了，后来我们大家说这不行，不大尊敬，后来我妈说种在树底下，放到树底下当肥料，还可以当肥料，我说那也不行，上面的果子我们不敢吃了。我爸爸喜欢游泳，他也有这个愿望，我们实际上最后把他的骨灰撒在大海里。
主持人：大姐，正好说到这儿了，你看我这儿还合了一页。2月19号。
邓林：2月19号走的那天。
主持人：老人家走了之后，你妈妈，还有你们所有的子女共同给江总书记和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关于身后事的问题，不搞遗体告别仪式，追悼会在火化后举行，家中不设灵堂，捐献角膜，解剖遗体供医学研究，不留骨灰。根据小平同志本人的意愿，把骨灰撒入大海。这是老人家的意愿还是家里人在老人家走了之后，临时定下来的？
邓林：这个是老人家定的，绝对是我爸爸自己定的。因为刚才说了，这么也不行，那么也不行，最后就是撒到大海里，那就撒到海里面。当时我们家在这点真的很统一，不需要更多的争论，老爷子怎么说就怎么做，而且我父亲的后事办得越快越好，不要给所有的人添麻烦，我妈妈当时还提出一条，就是说你们给中央提要求，只能比中央低，不能比中央高，要求要低。这样，其实也是我父亲多年的教育，我妈妈的教育，我觉得我们孩子们在这个事情上尊重父母，我们认为还是做得比较得体的。
主持人：阿姨，从妹妹的角度来说，比如说骨灰撒大海，因为以前周总理也有过嘱托，真是关系最好的兄弟俩，连举措都一样，但是当要捐献角膜，还要解剖遗体这样的意愿也要写进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您当时怎么想？
邓先群(邓小平的妹妹)：我觉得小平他肯定这样做，他活着为了革命事业，把一生贡献出来了，在他去世以后，他也愿意做出自己最后的贡献，因为咱们的医学需要往前发展，需要往前走，需要很多东西来做试验。他对生和死的问题看得很淡，他从来没有说自己要留着，哪儿去供起来，而且他对那个，他过去说过，他对修纪念馆都不同意，他说人都死了，还修什么纪念馆，还立什么碑。他的观点就是这样的观点，他觉得尽量少给人民增加负担，多为人民奉献一点，所以他最后把他的遗体捐献出来，我觉得这是非常顺理成章的，没有什么疑问。
主持人：在你们的印象中，老人家是集中交代过后事还是零零星星你们记着？
邓先群：没有集中交代过，从来没有。
邓林：就是在家里聊天、谈话的时候把他意愿说出来了。
主持人：等于你们最后家里开会的时候是把老人零零星星说的意愿变成了这封信。
邓林：对，变成了实际行动。
邓先群：给中央的这封信。
主持人：面对这封信的时候，当时你们晚辈是旁听？
眠眠(邓小平的外孙女)：我们暂时没有发言权，需要旁听，但是我们也跟长辈一样，我们都觉得没有什么，捐献角膜，解剖遗体，因为我们从小受的教育都是一种科学的方式来对待生死的问题，而且我们家里知道中国很多家庭有忌讳，我们家庭没有忌讳，所以在老人活着的时候跟我们谈生死问题，我们也经常胡说八道的，都习惯了。
主持人：能公开的，不带着忌讳去谈。
眠眠：对，我们家里从来都是这样。
邓先群：生和死，尤其是死，不回避，不忌讳。
眠眠：有的时候听我们这么谈，因为我们平时话语都很不在乎，说你们怎么都这样讲，我们都习惯了。
主持人：地点的选择呢？像骨灰撒向大海。
邓林：也是他自己定的，不是刚才说吗，丢在马桶里也不合适，栽在树底下也不合适，我爸爸就是，扔到大海里嘛，所以我们后来就根据他的遗愿，把他和花瓣一起撒到大海。
邓先群：因为他也喜欢大海。
邓林：他喜欢海，他游泳。另外，他的革命里程也是从海里过去的，他到法国，先坐的海轮。
邓先群：走上革命的里程是从大海里走过来的。
邓林：还是很有意义的。
主持人：真就一点都不留吗？
邓先群：真不留。
邓林：真没留。
主持人：这个可能有的时候老百姓议论的时候还说，哎呀，撒向大海，象征性的，但是家里人应该留。
邓林：我们没留，一点都没留，包括他的衣物我们说都烧了，还不留，但是每个人还是偶然的，也不经意的有那么一件，这回一说要贡献这些东西，我们家翻箱倒柜地找，因为都烧了。只是后来这个人不经意留了这么一件，那个人不经意留了那么一件，有点，还有我妈妈，说爸爸不穿了，这个给你，那个给他，在我爸爸的柜子里就留下了。
主持人：阿姨，老人家是因为性格中一直就想得开呢，还是因为经历了几起几落之后变得想得开？
邓先群：我觉得他这个人性格就是这样，他没有为自己的事情去考虑很多，他好像从来没有为自己的这些事情考虑很多，自己将来是什么样的归宿，没有考虑过，我觉得他没有考虑过这些事情。不是因为他几起几落，他都没考虑过，他都是一样对待。
邓林：我爸爸这个人，如果说我们当时生活当中就知道他多伟大，这个是不真实的，就是说我父亲这个人，我们觉得他就是父亲，我们每天看到他，我曾经有过一个想法，就是想照邓小平的一天，但是观察一天的生活太规律了，每天都是这样，好像也不大好照，最后我这个心愿没有完成，我也觉得挺遗憾的。结果他的生活非常规律，你感觉到很普通，而且他当时做那些事儿我们还不知道，比方说什么包产到户，责任承包，又是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讨论，反正当时就看报，我们也是在单位学习，但是跟我爸爸就很紧密地联系，可是他起了多大作用，中国的思想史上和历史上占了多大地位，我们全搞不清楚，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来细细地品味我爸爸，真觉得他还是挺伟大的。这个伟大不是说他做了多伟大的事情，我们真正觉得他伟大就是我爸爸真的无私，真的无私，所以他才真的无畏。他不把做官看作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事，只是在一定的位置上他应该做好那个位置该做的事情。我觉得我父亲一生的追求其实有一个脉络，这个脉络就从他坐着船，首先在学校可能也听到周围一些比较革命的道理，那就很浅显了，坐着船到了法国，是为了学习工业，学习科学，学了技术回来报效国家的，因为国家那个时候已经千疮百孔，到了那儿以后，我爷爷那家虽然是个地主，但是是破落地主，没有钱给他了。他也就在那边就没钱了，没钱就干活，是工人阶级，所以你说他是什么出身，是地主，但实际上他是工人，当了各种各样的工人，面包工人、钢铁工人、鞋厂的工人，好多，还有汽车厂，雷诺汽车，很多厂的工人，但是在这个时候同时他接触了中国的革命前辈，比如总理，还有陈毅等等，还有很多人，李富春，这是我知道的，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也了解了法国的共产主义。这时候他觉得只有共产党可以对中国这块土地的问题对症下药，所以我觉得他顺理成章走入革命道路，他的一生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强盛，人民富裕，中国再也不受外国欺负了，不能老处处挨打，所以到最后我们搞改革开放，一国两制，香港顺利回归，为了什么？就是让中国强盛。
主持人：有一条主线。
邓林：有一条主线，让老百姓富裕，说到底，为了我们国家，为了我们人民，该做的他就去做，不该做的他就不去做，该斗争的要斗争，该坚持的要坚持。
主持人：该坚持的事情哪怕有时候会影响自己他也坚持。
邓林：比如说吧，很简单的一个，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当时提出这个问题来的时候经过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犯了很大的错误，大家对毛主席意见很大，包括我们子女也有这种倾向，我父亲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太正确了。因为如果中国人失去了一个主导思想，中国会乱的，所以我事后来想力排众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觉得很了不起，非常了不起。我觉得为什么？他无私，他不是为了我个人，不是为了我邓小平当官，也不是为了怕谁打倒我，包括后来，他也说过这样的话，说打倒邓小平，没有关系，没有人说打倒改革开放，所以他的心不是想他自己怎么样，他只是想着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
主持人：谈到老人家不能不谈到晚年的一大亮点，而且这一大亮点是历史性的，1992年的南巡，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您也说过了，说退了之后老人家原来上午9点还看文件都不看了，会看新闻等等，可是1992年为什么老人家走上了南巡的道路，当时你们有预感吗？
邓林：我没预感，起码我没预感。大家讨论说今年该去哪儿，因为我们总要动员爸爸去走走，总要让他脑子轻松一下，他老在想事儿，不停地想。讨论半天，后来我爸爸说就到深圳吧，一路坐着火车去了。
小平南巡
1997年1月17日，一列火车从北京开出，向着南方奔驰而去。
这是一趟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乘坐这趟专列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普通公民，当然他是一位绝不普通的普通公民——邓小平。谁也不会料到，这趟专列的南方之行将会载入史册并带动新一轮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加速发展。
由于时间正值寒假，春节也即将来临，喜欢跟家人在一起的小平于是携全家一同南下，邓小平的家人们也因此见证了那些推动中国改革进程的历史性时刻。
现场：邓小平：
1中国只要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逐步的改善人民的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动摇不得。
2我们耽误了几十年,不耽误这几十年，我们现在的面貌就完全不同，不能再耽误了。
3要发达起来，中国穷了几千年了，是时候了，不能等了。
4好(希望科学工作者)出把力，要摆脱落后被人欺负的局面。
5越新越好，越高越好，我高兴人民高兴，还有中国这个国家高兴…
主持人：整个南巡之路，后来我们看包括电视片，包括看一些文章等等，感觉老人是激情澎湃，有一种东西在燃烧。
邓林：说老实话，那一次我跟着爸爸走，我最激动的一次是在深圳讲，然后从深圳坐船到珠海一个小时，整讲了一个钟头，我们说这老头这么大年纪了，让他歇着吧，跟他说，爸爸你歇一会儿，停一停，好好，这边刚停一秒钟又开始讲。他自己也激动，非常激动，他就是那种急切地想看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急切地想把中国再推一把，再往前走。因为我爸爸确实在家里说过多次，就是说历史不会给我们中国很多机会，现在有了这个机会，如果我们不紧紧地把它抓住，我们就对不起我们国家的人，就是他非常看重从文革以后这一段，1979年以后的改革开放，这一段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局势，为什么？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给了中国一个充分发展的机会，这个机会如果我们不抓住，真是遗恨万年，所以我爸爸头脑非常清醒，他自己虽然退休了，但是国家的命运他还一直挂在心里，他希望国家不要走回头路，他希望再推新的领导人一把，再帮助新的领导人再推一推，我觉得他真是全心全意，不是为了自己。
主持人：你们那一路上应该也很矛盾，比如昨天的节目大家知道，平常老人家在家里话不多，但是说句实话，我要是没听你介绍，我可不相信老人家话不多，因为南巡的时候话非常多，而且句句是很经典的。
邓林：而且真的是句句经典，他每一个问题，每一个东西都是非常好的总结，我觉得我爸爸是特别高级的在哪儿，他用最普通的话说出来最高级的理论，用老百姓都了解的，比如说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是很浅显的道理，比如摸着石头过河，不容易摔跟头，容易准确，别淹死了。这些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用的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就是实事求是，所以他来形容这些很重要的理论。还有比如说不要争论，他说这是我的一大发明，不要争论，对了就坚持，我们就去做，对了坚持，错误去改，我觉得很多。当然我的思想比较浅，我举的例子可能是老百姓最容易懂的那些，但是实际上他那里头很多真的是非常好的。那一次我们作为子女在那块，他也很激动，说得我也很激动，一直说到珠海，从珠海又说到上海，然后到上海还一定要去看夜景。我觉得我爸爸这个人真是全心全意地，把他的一生，把他所有的心血贡献给他自己心爱的祖国，贡献给他心爱的人民。
主持人：但是那个时候老人家其实年岁已经很大了，说这么多的话，而且显然是在清晰的思维的支配下来说，会不会这一路上非常地耗神？
邓林：挺耗神的。回来我们后来就感觉到，他的精力就不如以前。所以为什么才会有这种，他耗尽了自己所有的心血，一直关注着国家的命运。
主持人：一趟下来回到家话少了，疲惫了。
邓林：确实是比较累。
主持人：你们也不好劝了后来，你们一被感染起来也不好劝了。
邓林：劝，他不听，劝不住。就到了非说不可，一定要说，一定要说完。
主持人：阿姨当时……
邓先群：我在工作岗位上。
主持人：老人家回来之后，在家里头有没有聊起过这段？
邓林：不怎么说。
邓先群：讲过一次，那是第二年，我二哥到北京来看我大哥、大嫂，到家里以后，弟兄两个聊天，聊了一上午那天，聊起这个事情来了，就聊起南巡讲话的事情，后来他说，有些话嘛想说，就说了，我二哥就谈南巡讲话的体会，有些话想说就说了，回答得很简单。那些聊了一上午，我二哥也挺感慨的，大哥，咱弟兄俩从来没这么聊过天。
主持人：一上午。
邓先群：一上午，那天上午散步，10点钟散步都没散步，一直聊到中午吃饭，后来我大哥就说了，过去的话都给外国人讲了，要见一次外国人，几天以前都在思考，如果他们讲些什么东西，过去很多话都是通过外国人来讲的，所以我二哥还是挺能够理解的，本来弟兄这么些年，几十年，我二哥今年已经93了，那时候已经80多岁了，老哥儿俩，从来没有这么聊过天。
主持人：这个是我今天第一次知道大姐，等于说这么大的一件事儿，历史性的事件，走之前你们也没有什么预兆，回来之后老人家也基本不谈了。
邓林：对，我爸爸这个人他不爱说话，他从来不发声明，说我要出去干什么。
主持人：除了南巡的时候不爱说话。
邓林：对。必须到那儿，到那个节上，他该说的他一定说。
主持人：说到“为人民服务”，人们马上会想到毛主席，想到周总理，然后到了老人家这块变成了“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平常生活中你们观察，老人家比如说生活中有的时候有很多苦，这儿遭灾了，那儿出事了，谁的日子过得不顺了，会不会写到老人家脸上去？
邓林：我觉得我爸爸这个人，他真的是什么都不写在脸上，但是他绝对有他的行动，他考虑的事，我记得有一回，我们就说看什么《今夜有暴风雪》，他忽然说了，他也看电视连续剧，看完了以后他就回忆当年，说我们真的花了很大的精力来考虑这一批青年，怎么解决下乡的知识青年的问题，怎么样让他们回来，然后包括高考，还有学校招生，中学、大学，这一系列的教育制度的恢复和改革，所以我觉得，他想过的都是每一点每一滴都是人民的事情。
主持人：眠眠，有个问题我不知道这个答案会是什么，你替爷爷捐过钱吗？
眠眠：我没有自己去给爷爷捐过钱，但是因为我们都工作以后，也有一个惯例，因为爷爷每年都会给希望工程捐一点，所以我们都从自己口袋里拿一些充数，一起就捐过去了。
主持人：据你们的了解，整个老人家捐过多少次钱，他往往是因为什么事儿要去捐钱？
邓林：它为灾区、残疾人、贫困地区捐过，要不然我们全家，大家凑份子，要不然就是我爸爸妈妈那点钱，然后我爸爸去世以后，我妈妈还接着捐，反正他们的钱差不多都捐光了，可以这么说，没多少存的，我们还劝妈妈，你得留一点，不行，都捐，要不是老同志困难，捐给老同志，反正我妈妈这个人就是心肠好，谁有难处她都帮。但是我妈妈和我爸爸捐都不愿意声张，所以让秘书去写一个老共产党员，结果被捐的人觉得挺奇怪，跟着他们，跟着跟着就跟到我们家了，最后知道原来是他们老两口捐的。
主持人：就那次希望工程。
邓林：对，希望工程，这才查出来，要不然他们也弄不清楚是谁。反正捐钱捐物，但是最大一笔捐款应该是我父亲生前，他出《邓选》有一笔钱，80万，这两年存到一百万，我父亲生前就明确说过，这一笔钱我要捐给教育事业，所以这一笔钱，我们家谁都没有动，存到现在一百万了，正好今年是我父亲百周年，我们决心一定要把这个事推下去，所以一百万做了一个盒，做了一个青少年的发明创作的一个基金会，来奖励青少年，有了自己的发明，自己新的创造，鼓励国家科技往前推，已经由共青团来总抓这件事情，然后把这个基金做下来。
主持人：这就等于说。
邓林：我父亲捐的最大一笔钱。
主持人：也没给你们留下其它的什么了。
邓先群：留下的东西多了，不是钱。
主持人：我说的在钱方面、物质方面就没了。
邓林：钱没有了，我父亲也不希望我们要这笔钱，因为钱不能给子女带来什么幸福，我觉得我爸爸一生中对子女的教育，遵循的就是给他们本事，教育他们成才，多少不在乎，能养活自己就行，当然，我爸爸也说过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家的人没有大出息，也有中出息，有小出息，我们也是按照这个做的，能有点大出息，就做多一点事情更好，像我弟弟，他也不算最大的出息，算个中出息，做个残疾人事业，像我们这样的，就是有小出息，能在自己的岗位上，自己的职业上，能有一点小小的成绩，这我父母也会满意的。
主持人：到眠眠他们这一辈呢，是准备大出息了？
眠眠：我们尽力而为。
主持人：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作为邓家的后代，在面对这样的时代中会不会有压力？
眠眠：压力从小就有，我们都习惯了，因为别人看的眼光肯定会不同，包括来自家庭的压力，因为当知道自己是爷爷的后代，这种压力肯定是不同的，因为你不仅代表你自己，还要代表这个家庭，你所做的事情，你所说的话不仅要受别人眼光的瞩目，也要受自己家族的这样的一种内在的动力，爷爷给我们留下的最大的财富，可能就是在他平常一些不经意的日常琐事里边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人格的东西现在一直激励我们。
主持人：这个话题我看大姨一直在特认真地听，最后终于点头的，考试合格了是吗？
邓林：现在合格了，将来还要继续努力，这是叫科学的方法。
主持人：我得反过来问了，大姐这么多年作为邓家的孩子，尤其又是老大，会经常告诉自己内心，我必须是怎么样，我必须什么能做，什么事不能做，是否是经常会跟自己说？
邓林：会的。因为说邓家的孩子有没有压力，个个有。
主持人：不光是他们这一辈了。
邓林：他们那辈我觉得还不如我们这辈多，我们觉得做任何事情都会有社会舆论，或者社会压力，尤其当你是这么做的，别人非要说成是那么做的，心里还是挺委屈的。具体到我来说，我是画画的，美术工作者，可能会有人觉得，我的画都是因为你爸爸，我有的时候也觉得有一点委屈，但是想想，我父亲对我们的人格的影响，对我们精神的，对我们思想品德的影响非常大，这对我们来说是受益不浅，一辈子受益不浅。我觉得群众有些误解，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是有一条前提的，就是说只要我们自己去努力把握自己的命运，做到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我们就问心无愧，其他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不管了。另外一个，我觉得我们也确实时刻要提醒自己，我们不能给我父亲这光辉的一生，因为子女的不当，给他抹黑，绝不能干这种事，我是这么想的。
主持人：这是一把尺子。
邓林：这是一把尺子，这两天我听我弟弟妹妹讲，其实他们也有这把尺子，反正不能给我爹丢人，就这一个想法。
各国元首对小平的评价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他的逝世没有出现令人担忧的社会震动，但是这并不表示他的分量不重。而是恰恰相反，世界各国领导人和世界舆论对他逝世的反应确认了这一点：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一项声明中说：
“邓小平在中国这个朝气蓬勃的时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美国总统克林顿得知邓小平逝世的消息。他的第一句话是：
“邓小平是过去20年里世界舞台上的杰出人物。”
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说：
“他是使伟大而古老的国家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改革宣告者和设计师。”
法国总统希拉克在致江泽民的唁电中说：
“邓小平将作为中国过去20年发生变革的主要设计师载入史册。”
一些国际新闻机构也给邓小平以很高的评价。
共同社说：邓小平大幅度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同建国之父毛泽东并列的“中兴始祖”肯定将名垂青史。
德新社说称赞邓小平：“把中国带出了落后和孤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父”。
邓小平逝世时已经离开领导岗位7年零3个月，他是一位普通公民。一位普通公民逝世，全世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发来唁电，联合国降半旗，在此期间所有的国际重大会议都为他默哀。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主持人：其实对于老人家来说，评价会在历史当中，在我们的很多点击当中都会有他非常正确的评价，但是作为家人来说，我倒想一个一个地听一下，阿姨先说，您怎么评价邓小平，您心目中的邓小平是什么样的？
邓先群：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他无私无畏，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革命事业，他爱他的国家，爱他的人民，爱人民就包括我们这个家庭，我是这么看的。
主持人：该您了。
邓林：这个题目真的是太大太大了，真的是用一句话都说不完，今天我花一下午时间在说，我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其实我好多地方都没说到，我爸爸是伟大的坚定的革命者，我的评价不大对，我觉得他是很高级的军事家，他打仗挺有办法的，因为他有过多次的实践，另外，他是一个建设者，对于祖国，对于我们这个国家，他不是去破坏它，他是力求全力的去建设它，把它建设得好好的，他热爱祖国。
主持人：这句话非常重要。
邓林：他热爱祖国。
主持人：建设者是我第一次听到的，但是你一说完之后，我立即就觉得说得很准。
邓林：但是到底怎么评价这个人，确实很难，他是一个革命家，一个军事家，一个建设者。另外，他全心全意为中国，这绝不是一句空话，为中国，为中国人民，为这个国家，他可以为了这个国家牺牲自己的一切，他无私无畏，他又有极高的人格魅力，他看问题果断，看问题犀利，一针到底。另外解决问题不手软，他也说过我们要两手抓，他的很多话其实跟他的性格一样，他工作不拖拉，非常守时，大刀阔斧，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我觉得一切都是因为他无私，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有的时候一点点小事都可以看出这些。让我去全面地评论，我觉得我可能还不够全面，理论家并不够全面，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主持人：眠眠。
邓林：最后一个说的是最难说的。
眠眠：是很难，我是想起，因为我今天在路上也在想这个问题，我想起老子说的，上善若水，因为爷爷这个人，说了这么长时间，用水来我觉得可能是比较贴切，老子还这么讲，他说水因为总是居于下，在下的地方，它跟任何东西都不争，但是所有的万物是离不开水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这就是我爷爷一生的追求，他的追求可以说是非常地伟大的，但是他是一个没有争斗性的人，他对于自己，他像水一样，不求任何为自己的东西，但他也滋养万物，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这么说，但是我相信他心里应该也是这样来给自己定的一个位置吧。
主持人：最好的德行要像水一样，它可能无形，但是另一方面你又加进了一个，它看着是特别柔弱，但其实水要比石头有力量得多了，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
邓林：另外一个我还想说两句，我觉得我爸爸这个人，其实我在出我父亲那本画册里头也写了，我觉得他是个人，他具有人的一切好的东西，他也会像所有的人一样会有缺点，我觉得我不希望，我们家都是这样的，不希望把他作为神来对待，我们觉得不需要走上神坛，也不需要走下神坛，邓小平就是邓小平，他是老百姓的一员。
主持人：大姐，就把这句话当成结尾，他既不需要走上神坛，也不需要走下神坛，他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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