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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伟人的21个人生瞬间(中)
一代伟人的21个人生瞬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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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5月，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希思。在谈到香港问题时，毛泽东指着邓小平对希思说，这是他们的事了。 |
起点
1904年8月22日(清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二)，邓小平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今广安市)协兴场姚坪里(今协兴镇牌坊村)的邓家老院子。
邓氏家族在广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据《邓氏家谱》记载：一世祖为邓鹤轩，原籍江西吉安府庐陵县。洪武十三年，以兵部员外郎入蜀，遂家广安。
邓小平的祖父邓克达是一位勤劳忠厚的农民，也是当地著名的织布匠。他靠织布渐渐地积攒了一些钱，随后，慢慢地置办了一些家业，买了一些田地。到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出生时，邓克达已经成为当地一名拥有两百挑(五挑为一亩)土地的小地主了。
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字文明，生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曾在成都法政学校读书，受到一些新式教育。早年参加了当地的一种民间帮会组织“袍哥会”———也叫做“哥老会”。邓绍昌曾在广安县协兴场的“哥老会”中当过“三爷”，后来升为“掌旗大爷”，即首领。他曾当过广安县的警卫总办，又称团练局长。1936年去世。
邓小平是邓绍昌的长子，邓绍昌按字辈的排序为他取名邓先圣。进入本村私塾后，教书先生把他的名字改为邓希贤。
邓绍昌先后娶了四个妻子，共生育九个子女，最后养活下来七人(四男三女)。第一个妻子张氏，病死无后；第二个妻子淡氏，生三男二女，长女邓先烈，长子邓先圣即邓小平，次子邓先修即邓垦，三子邓先治即邓蜀平，次女邓先珍(10岁时病死)，淡氏于1926年病故；第三个妻子萧氏，生一男即四子邓先清；第四个妻子夏伯根，生三个女儿，三女邓先芙，四女邓先蓉(十多岁时病死)，五女邓先群。
邓小平的弟弟邓垦回忆说：
我母亲非常爱小平，她是个旧社会的妇女嘛，他(指邓小平)是长子。由于欠了很多债，我父亲长期不在家，当时维持那个家庭是困难的。她就是希望小平长大了以后，来管理家事。 有这样一些故事，都是我妈妈、我姐姐她们讲的。我们家乡，有一个姓刘的地主和我们家有些来往。父亲不在家，家里很困难，那个时候不是过年过节要写个春联吗?那个地主有文化，又会写又会画。于是，就买了一些红纸，请他写个春联。可那个家伙很坏，他写了几句挖苦我们家的话。我母亲、我姐姐都不认字，不知道啊。他(指邓小平)看到后很生气，立即把它撕掉了，自己又买了几张红纸，自己来写。他那时还很小啊！ 1918年下半年，大哥已在念中学了。当时吴玉章几个创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我父亲在重庆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就写信回家，要他去读留法预备班，准备到法国勤工俭学。我母亲舍不得，不赞成。大哥愿意去，加上家境困难，听说能出去留洋，也都做母亲的工作，最后还是说服了母亲。 大哥到重庆读书，在重庆念了一年多一点，就动身去法国。同行的有三人，一个我大哥，一个叫邓绍圣，我们称他“幺叔”，另一个是远亲胡伦。走的时候，大哥年龄很小，只有16岁。我记得，走前他由重庆回家里看了看，我当时还小，只有八九岁。他走时家里借了一笔钱。 在兄长去法国几年后，家中收到他寄来的一封长信，内容是，他参加了革命，要为国家富强、为天下穷苦人翻身解放而努力。他提出两个要求：一是从此不能回家，也不能顾家了；二是要求废除旧式婚约。因为他很小时，家里依四川风俗，给他定了唐姓的娃娃亲。后来，那个唐姓的女孩子作为邓家的女儿嫁了出去。
在上海做秘密工作 ———半分钟都差不得！
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的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 ———引自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
1927年六七月间，邓小平离开西安，经郑州辗转到了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汉口，被分配在中共中央工作，担任秘书。不久，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反共，严酷的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为了适应白色恐怖下秘密工作的需要，他从这时起改名邓小平。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批判并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决定走以武装革命反对武装反革命的道路。邓小平作为中央秘书，列席了这次会议。1987年6月15日，邓小平重访八七会议旧址，他一边参观一边回忆说：“当时，我们二十几个人是分3天进来的，我是第一批进来的，会议开了一天一夜，24小时。”“您是和谁一起进来的?”纪念馆的同志问。“我记不得了，我们是陆续进来的。当时我在这里呆了6天，最后走的。”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1927年12月，23岁的邓小平被任命为党中央秘书长。他除了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列席和参加中央各种会议并做记录外，主要管理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以及各种会议安排等工作。为掩护其秘密工作，邓小平当过杂货店的老板，也当过古董店的老板。
1928年春，邓小平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滩，在巡捕林立的租界里，他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当时在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的张锡瑗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婚后有大半年的时间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同住在公共租界的一幢房子里。1930年1月，张锡瑗因得产褥热在上海病逝。
邓小平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了将近两年，工作既紧张又充满了危险。他后来回忆说：我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最大的危险有两次。一次(指1928年4月15日)是何家兴叛变，出卖罗亦农(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了，罗亦农被捕。相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同住在一个房子里。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的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那个时候很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
第一次政治磨难 ———“毛派头子”
1931年7月，邓小平从上海乘船，经广东、福建赴江西，8月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瑞金，担任了中共瑞金县委书记。
1932年5月，邓小平调到瑞金以南的会昌工作，会昌是中央苏区的重要边区，也是江西的重要门户。为了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中央和江西省委决定，建立中共会昌中心县委，由邓小平担任中心县委书记，并兼任江西军区第三分区政委，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个县的党政军工作。
在会昌，邓小平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领导会、寻、安的军民努力创造革命的大好形势。他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对“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了抵制。他们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用削弱地方武装的办法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两种武装力量都要发展；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邓、毛、谢、古的这些正确意见和鲜明态度，为当时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央所不容。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临时中央全面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排挤和打击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同志。
3月底，临时中央在江西开展了反对以邓、毛、谢、古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指责邓小平等执行了所谓“纯粹的防御路线”，并撤销了邓小平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的职务，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5月，邓小平又被撤销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被派往中央苏区边远的乐安县所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这是他政治生涯中受到的第一次磨难。
几十年后，当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又一次落难江西时，毛泽东在邓小平给他的一封信上批示：“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延安婚礼
据刘英回忆：
多少年没有见到小平同志，1939年他才从前方来。来的时候原是准备开七大的，后来七大没有开，因为学习文件推迟了。前方需要，所以他不能等待。但他没有一个爱人，大家就关心他，邓发等同志要帮助他找个爱人。那时的女同志倒不少。抗战时期，很多女同志到延安追求真理，陕北公学、女子大学都有，他看中了卓琳。卓琳也很年轻，也很不错，在陕公已经毕业了，就介绍给他。那时他要回前方，只有赶快结婚，结了婚才好带走。这个时候，中央就给他组织了一个结婚仪式。仪式很简单，就在杨家岭毛主席那个窑洞外面的山坡上摆了一些桌子。那里很热闹，小平同志和卓琳，还有孔原和许明，两对(新婚夫妇)很高兴。虽然仪式很简单，但来的人都是高层次的。毛主席夫妇也到了，我同张闻天也到了，富春同志、蔡大姐到了，还有王首道秘书长也到了。敬酒敬得一塌糊涂，孔原同志也高兴了，喝酒喝得很多，最后就醉了，许明就埋怨他。可小平同志一点没醉。我就奇怪，小平同志平时不喝酒的，他怎么能够不醉呀?那么多酒，一杯杯的，他还很豪饮，来者不拒。大家给他敬呀，怎么不醉?闻天就讲，他说有假，我说什么有假?他说是白开水。
“黄猫、黑猫， 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引自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1962年7月2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农业如何恢复的问题时指出，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生产，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包产到户，群众总有道理。
7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的全体代表时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
(本文图片及文字全部选自即将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画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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