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日本政坛，包括原来比较了解中国的自民党主流派政治家在内的、有影响的“知中派”政治人物先后退出政坛“中心舞台”，这导致日本政府对华关系进一步失去调整和缓冲的平衡机制；日本的所谓“知中派”并非是什么“亲中派”，但“知中派”的衰弱对中日两国关系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最近，日本一位前外交官在著文和谈话中指出，近年来日本政坛对华强硬势力不断膨胀，在外务省学习汉语、长期从事对华外交工作的“中国派”(China School)或“知中派”已成明日黄花(所谓“中国派”并非仅此一家，比如，学习俄语、长期从事对俄外交的则被称为“俄国派”)。在日本政坛，包括原来比较了解中国的自民党主流派政治家在内的、有影响的“知中派”政治人物先后退出政坛“中心舞台”，上述情况导致日本政府对华关系进一步失去调整和缓冲的平衡机制。
有意表现强硬立场成为“政治作秀”倾向
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日本外务省中的所谓“知中派”的力量和地位也不断有所加强和提高，这引起了日本政界和外务省中的“亲美派”的嫉妒和反感。由于中日之间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等方面矛盾比较多，问题比较棘手，这就给“亲美派”利用中日矛盾摩擦排挤“知中派”提供了可乘之机。比如，近几年来，“知中派”在处理“慰安妇”、历史教科书、李登辉访日、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为维护日本利益，避免日中关系恶化的苦心和努力，每每被日本有些媒体指责为“面对中国强硬立场却表现软弱”，“为中国说话”，有些右翼媒体更公开批判“知中派”是“对中‘软腰外交’的元凶”。
在对华充满警戒心理的右翼势力挤压下，“知中派”往往陷于“内外交困”的尴尬境地。特别是2003年发生的“沈阳事件”，日本右翼政客攻击外务省对此次事件“处理不当”，“屈服于中国的压力”，外务省则把过错推到“知中派”头上，使“亲美派”高层得以乘机从组织上大肆排挤、清洗“知中派”的高层官员，将他们调到与中国事务无关的岗位或出任其他国家的外交官，致使“知中派”日趋势单力薄，遭到冷落。与此同时，从外务省退休的“知中派”出于对日本国家利益的关心、站在民间立场上就对华政策发表公正理性的意见也得不到重视和采纳，有些主张同中国改善关系的老外交家甚至被右翼骂做“卖国贼”。
这位日本前外交官分析认为，造成这种政治僵局的原因在于：一、日中双方面对对方国家的外交都受到各自国内的视野较狭窄的民族主义过分高涨的压力，中国方面过多地顾虑本国民众的情绪，日本方面则故意渲染和利用中国部分民众的情绪，煽动不必要的对抗。二、日中双方的政治家或官员都感到只要对对方国家持强硬立场和一味批评的态度既“容易”又“安全”，甚至出现了有意表现对对方国家强硬的“政治作秀”倾向。三、日中双方从事对华(对日)外交官员的苦衷在各自国内很难得到广泛的理解，外交本来就是“寻求双方国家利益的共识，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斗争与妥协相结合的艺术，而两国的部分社会舆论则往往要求对对方国家“更强硬”，拒绝任何妥协，甚至把必要的灵活性和妥协视作软弱表现。四、在小泉政府推行“对美一边倒”、“亲美疏中”政策的影响下，外务省内的“亲美派”日益得势，并且一再利用某些事件排挤“知中派”。
“知中派”衰弱使日本对华外交变得僵硬
可以明确地说，日本的所谓“知中派”并非是什么“亲中派”。他们不过是站在日本的国家利益上，比较熟悉中国情况，比较擅长外交交涉技能的人，或许更准确地说，他们不过是服务于日本国家利益的“战略派”或“中国通”而已。然而，即使是这样的“精英”也被斥为“亲中派”、“媚中派”甚至“卖国贼”，这就可见日本对外政策多么狭窄、多么僵硬，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多么偏狭、多么激进。由于“知中派”的衰弱，日本的对华外交越来越失去战略性、策略性、灵活性和必要的外交技能，对中日两国关系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日本外务省的“知中派”遭到削弱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政界“知中派”的失落。在自民党与社会党“保革对立”的所谓“1955年体制”(1955年10月社会党两派实现统一，同年11月，自由党与民主党合并为自民党，这两个事件导致形成自民党与社会党“保革对立”的局面，因而有“1955年体制”之称)时代，日本政界存在着强大的“知中派”。不仅在以社会党为首的在野党中有着一大批了解中国、对华友好的政治家，而且在自民党内的不同派系中也涌现出不少“知中派”。比如，1956年任首相的自民党政治家石桥湛山不仅在担任首相期间积极改善日中关系，而且在因病辞职后，不顾自民党内右翼的阻挠，继续为推动日中经贸关系而奔走，毛泽东主席曾特意向他题赠曹操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1960年10月，原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正是在东京发表呼吁“尽快使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演说时，被右翼分子用利刃刺入心脏而倒在血泊之中的。原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原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号称“日本的基辛格”)均为推动中日复交做出了重要贡献。
至于在自民党内部，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大致形成了5大派系，其后维系发展了30多年。这5大派系的“系谱”分别是：(1)岸信介———福田赳夫———安倍晋太郎———森喜郎———小泉纯一郎；(2)池田勇人———大平正芳———铃木善幸———宫泽喜———加藤弘一；(3)佐藤荣作———田中角荣———竹下登———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4)河野一郎———中曾根康弘———渡边美智雄；(5)三木武夫———河本敏夫———海部俊树。其中，池田勇人———大平正芳———铃木善幸———宫泽喜一这条线一直表现出重视对华外交的积极姿态，比如曾任农林和文部大臣的自民党元老之一的松村谦三、曾任经济企划厅长官的高石奇达之助二人曾是中日复交前两国间的重要“管道人物”，对推动中日复交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田中角荣内阁期间任外务大臣、辅佐田中首相推动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并于1978年12月任首相(1980年6月死于工作岗位)的大平正芳，是战后日本首相中仅次于石桥湛山的、最有思想和“哲学理念”的人物，正是他主导启动了日本政府对华开发援助。而在佐藤荣作———田中角荣———竹下登———桥本龙太郎这条线上，虽然佐藤荣作在其当政时期基本上推行了反华政策，但是，田中角荣任首相后，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不顾一些国会议员骂他“国贼”，也不顾右翼警告他“不要重蹈浅沼稻次郎被刺杀的覆辙”的威胁，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推动实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其后，竹下登、桥本龙太郎(两人均担任过首相)也都很重视对华外交。在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风波”、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所谓“制裁”以后，时任大藏大臣的桥本龙太郎于1991年初访华，成为“六四风波”后首位访问中国的西方国家高级官员，他还积极推动恢复对华政府开发援助。
然而在1993年，自民党分裂，社会党在选举中大败，持续了38年之久的“1955年体制”遂告崩溃。其后，社会党继续在历届选举中节节败退而沦为小党(已改称“社民党”)，以原社会党为首的革新政党的削弱也导致在野的“知中派”政治家的影响力大大降低。至于自民党内部的派系状况，近年来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重视对华外交的两条线：“池田勇人———大平正芳”线和“田中角荣———竹下登———桥本龙太郎”线都因为各种原因日渐失势，导致自民党内的“知中派”力量大为削弱。
防止过激情绪被日本右翼用来煽动厌华情绪
显然，日本不是“铁板一块”，能够理性地对待中国和日中关系的“广义的知中派”仍存在着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基础。首先，从外务省看，尽管“知中派”遭到排挤，但是，面对一个国际地位日益上升的中国，日本不能不将对华外交置于应有的地位，而只要开展对华外交就不能不依靠一批通晓中国问题的外交官，不能不培养一批“中国通”，从中必然不断产生比较能够理解中国的新“知中派”。
其次，即使在自民党和与其联合执政的公明党内，“知中派”政治家依然“健在”。如曾任内阁官房长官、外相以及自民党总裁兼副首相等要职、现任众议院议长的“鸽派”政治家河野洋平，在今年8月15日由日本政府主办的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上表示，不应该只哀悼日本人，也应当向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各国在战争中蒙受痛苦的人民和所有的蒙难者祷告，他还在最近表示，“日本没有必要非得以修改宪法的方式为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铺路”；又如，因为交纳养老保险费问题而在今年5月辞去内阁官房长官的福田康夫最近与自民党政调会长额贺福志郎共同牵头组织了自民党议员的“中国研究会”；甚至像中曾根康弘这样的自民党元老也在近年来一再呼吁现任首相小泉重视日中关系，主张以日中韩为中心推进东亚地区合作，他批评小泉在对华政策等问题上“像铅笔芯一样狭窄”。如果超出执政党的范围，可以看到，在日本政界主张重视中国、重视日中关系的政治家仍然很多，而且在年轻的少壮派当中，这样的政治家也在增加。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日本国民当中，和平主义力量仍然居于多数，而和平主义力量是天然的“知中派”，因为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在国际社会中一直努力追求“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当然，为了争取和团结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力量，需要驱散日本右翼“妖魔化”中国的迷雾，消除日本国民当中对中国认识不清的各种疑惑或误解。对于中国国内偏激的民族主义情绪也需要加以正确引导，注意防止这种情绪及其行为(虽然这股情绪在中国社会与民意中并非主流)被日本右翼利用来作为鼓吹“中国威胁论”、在日本民众当中煽动所谓“厌华”情绪的材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