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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本报记者 王伟健
参与者：郭亚丁 浙江省委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
叶福明 浙江湖州日报社要闻部主任
余 文 浙江某市市委干部
赵建明 浙江湖州居民
业余时间搓麻赌博、不孝敬长辈……这些问题可能通过组织考察成为影响干部升迁的重要因素。作为党政一把手，在八小时以外的生活圈和社交圈做些什么，配偶将予以重点检查和监督，并随时向组织部门反映。
今年8月，浙江省委组织部制定出台了《关于推行领导干部生活圈、社交圈考察的意见》，在全省推行对领导干部的生活和社交情况进行延伸考察。今后，干部的任职前考察中不仅是要到所在单位了解情况，还要充分知晓他8小时之外的社交圈、生活圈(简称“两圈”)，充分听取街坊邻里的意见
创新伴随争议———
8小时之外，干部作为国家公务员的组织属性与作为公民应有隐私权如何界定
主持人：浙江省这个做法一推出，就引起很大的争议。有人叫好：从8小时内延伸到8小时外，是对党员干部监督制度的创新；也有人反对：这是对隐私权的侵犯。
郭亚丁：对党员干部的监督，仅仅是党内监督不够，还要党外监督。现在大家闲暇时间增多，给很多党员干部留下工作时间之外的更大活动空间。有人8小时内工作表现不错，但8小时外，在单位组织之外，在社会中的表现却无法监督。因此，8小时外的生活圈和社交圈的考察，也是应该重视的内容，不应成为空白。
余文：8小时之外到底考察什么？主要包括个人修养、社会交往、家庭生活等。其中，个人修养主要包括生活态度、兴趣爱好、生活作风和廉洁自律等。社会交往主要包括公众形象、遵纪守法、交往对象、社会公德、社会责任、邻里关系。家庭生活则主要包括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夫妻关系、亲属关系、经济状况等。
以往考察干部，主要是德、勤、政、绩，现在引入8小时之外的“两圈”考察，是一种补充。但里面规定的很多内容，确有侵犯隐私之嫌。
叶福明：这个试点是对领导干部监督制度的创新。它提出一个重要概念：8小时之外。在8小时之内，党员干部的身份是公务员、是干部。而他走出办公室，走到8小时之外，在他的社交圈和生活圈中，人们还是把他当作党员干部、公务员来要求。因此，即使是在8小时之外，也不能把党员干部认同于一般的普通公民。他的自由度和隐私权要比普通公民来得小。
郭亚丁：对。党员干部具有组织属性，不是普通公民。对他们8小时之外“两圈”的考察监督，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侵犯隐私。其次，被考察的党员干部本身是国家公务员，是公权行使者，因此，需要对他实行监督。
做法值得肯定———
考察“两圈”、关注“小节”，可以视为中国特色的民主监督的新尝试
主持人：早在2000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就在浙江湖州进行党员干部“两圈”考察的试点。有媒体报道说，“两圈”考察方式在湖州初见成效。该市已有86名干部“倒”在8小时之外，受到谈话诫勉、暂缓使用、取消拟任资格及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大多是生活不检点、公德意识差、不孝敬长辈等问题。其中，一个正局级领导干部因在2003年的“两圈”考察中被发现有严重生活作风问题，随即被撤销职务并接受进一步处理。
叶福明：我这里还有几个数据。4年间，湖州共对62批1000多人次的科级干部实施“两圈”考察，主要通过对被考察干部所在社区的干部和邻居发放征求意见表，找干部家属谈话等方式。公选干部时，有两位笔试和面试成绩都很好的干部，在考察时发现有赌博等“小节”问题而未当选。湖州市委组织部的一项调查显示，当地群众对干部的满意率从2000年的73.1%上升到今年的83.7%，表明这个制度的推行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余文：这个做法实施后，同事们现在都很注意日常行为了，改变了生活作风。我有个同事，平时不大注意邻里关系，现在频频出现在小区公益活动中。同时，这对整顿党纪党风和政纪政风也有很大帮助。
郭亚丁：它的积极意义显而易见，是中国特色民主监督的尝试。“两圈”的考察是对干部考察的一种新方法。这种方法能多渠道、多层次、多角度掌握干部的情况。少数领导干部在工作时间道貌岸然，但生活圈和社交圈却见不得“阳光”。可以通过生活圈、社交圈的考察，发现问题，防微杜渐，做到防止腐败。同时，加强监督会形成约束力，至少对党员干部有警醒作用。
并不是特效药———
配偶真能大义灭亲？友邻意见如何采信？监督之本，还在“公开”
主持人：浙江永康在推行这个做法时，有这样的方法：在全市聘请15个党政一把手的妻子担任“两圈”监督信息员。不过，从目前查处的贪污腐败案件来看，多数贪官背后都有一个“贪内助”，夫妻本身就是同谋。而且，很多情况下领导干部的贪污腐败也是由于“贪内助”的教唆和指使，甚至“贪内助”的贪心往往比贪官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即便一把手的妻子是个贤内助，在当今社会下，能大义灭亲者又有几人？
赵建明：我对这个做法不看好。叫妻子举报丈夫，这是要冒道德风险和机会风险的，违背人性。其次，谁也无权将街坊邻里的意见公开。如果这些意见不能公开，又怎能保证考察结果的真实性？其次，再傻的腐败分子也不会见人就告诉对方自己是个坏蛋。现实中的腐败分子，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是礼貌谦恭、温文儒雅的。因此，仅凭这样考察出的意见，又有多少参考价值？还有，如果干部因琐事与朋友或邻居发生矛盾，那么，来自对方的意见又将如何采信？如果将这些本对其任职无关紧要的事情当成“罪状”，从而影响一个好干部的升迁，岂非得不偿失？
叶福明：作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考察，仅用这种办法肯定是无法包含全部。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局限性，在一定的范围内，它只能作为一种手段，不是特效药。
郭亚丁：制度是个系统，是个整体。对党员干部“两圈”的考察监督，只能在某个层次上操作或作为补充，是监督的一个渠道，而不是全部。
当然，作为一个探索，这个做法有其创造性。但作为反腐败和监督领导干部，还是要靠收入公开、招标拍卖等制度的确立，以及加强正常的舆论监督、民主监督的力度来解决，而不能寄希望于偶尔的“两圈”考察、妻子监督等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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