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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特殊的病人，一个特殊的罪犯，一个濒死的灵魂。”在天津河西监狱服刑的罪犯郑国忠这样评价自己。在采访中，他用微弱的声音讲述了他的经历，只是不断地重复着，“是狱警给了我生命。”
日前，天津市河西监狱的监狱警官在按例开启监区里的检举箱时，发现了一封罪犯写给监狱长的信。作为一名罪犯，他们可以通过检举信的方式来检举监狱警察在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失误，也可以举报罪犯中的违法违纪行为。可是当监狱长读到这封信时，却发现这是一封充满感激之情的感谢信，信的题目叫《爱心挽救濒死灵魂》。
写信的罪犯名叫郑国忠，33岁，1998年，因绑架罪被判处12年有期徒刑。入狱后，郑国忠一直表现良好，短短几年中，便两次获得减刑。但是一年半以前，郑国忠忽然身患不明病症，到本市大医院入院四次都未能查出病因，巨大痛苦让郑国忠觉得生不如死。
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郑国忠一心求死，一来是由于身体和心灵上的病痛让他希望能快点结束自己的生命，二来也是一种病态，发起病来，使他控制不住地去伤害自己，再有就是郑国忠失去了所有的亲人，他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是监狱警察硬是从死神手中把我夺了回来。”郑国忠说，长期以来，监狱警察像亲人一样关心照顾着他这个特殊的罪犯，特殊的病人，给他的惟一任务就是“把身体养好”。
11月6日，记者在河西监狱见到了郑国忠。他说话的声音极其微弱，不凑到跟前是绝对听不到的。细心的狱警为他端来一杯热水说：“慢慢说，别着急，累了就歇会儿”。郑国忠喘息着叙述了他一步步走向犯罪，走向死亡，找到希望的人生经历。
来自偏远山村的淘金者
1971年，我出生在三峡地区的一个偏远小山村，父母生下我的时候已经都50多岁了，老来得子，给父母带来了无限的希望。我是在父母和两个姐姐小心翼翼的呵护下长大的。
不知为什么，从小，我就不喜欢出生的那块贫瘠土地，讨厌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刚上初中，我就偷了父母为我凑的学费钱跑出了家，梦想着到外面去闯天下。初中毕业后，我的心更“大”了，父母为了让我安安心心地过日子，早早地给我成了家，但我还是在妻子怀有身孕的时候离开了家。当时我就想，只要敢想敢做，就一定能发大财，一定能改变贫穷的现状，等我发了财，我会让他们跟我享福的。可是我忘了，离开家时，父母都是70多岁的老人了，他们希望的是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而不是我那遥不可及的发财梦。
我辗转来到天津，我为城市里的一切着迷，我开始学着过城里人的生活。1993年，我已经成了一名包工头，应该说按照当时的经济水平，我可以生活得很好了。但可能是由于骨子里的自卑思想，我最害怕别人看不起我，怕别人说我穷，我要过得比城里人还像城里人。所以我处处都要显示出我的富有。吃饭必下饭店，出门一定打车，穿衣讲究名牌，歌厅、迪厅、酒吧成了我经常出入的场所。就这样，我每个月的收入都显得入不敷出。可是我越来越迷恋当时我所拥有的那种生活。
在我出来的几年中，父母相继离世，我这个他们惟一的儿子没能在床前尽一天孝，当时还不觉得，现在这成了我今生最大的遗憾。
实施绑架将自己送进监狱
几年来，我赚了一些钱，可是1997年初，一个工程就赔了几十万，于是我就和我的同伙想到了一个赚钱快捷的方法。1997年10月，我示意同伙绑架了同是包工头的湖北人的5岁儿子，希望能从他那儿勒索一笔钱，我当时无知到不知道自己这是在犯罪。
我让同伙将孩子带到了天津站附近，并让他打电话向湖北人索要30000元现金。可是第二天，我得知“湖北人”已经报了案，我怕事情败露，就去天津站接孩子，想把孩子还给“湖北人”，但是在途中被警察抓获了。
法院在判决中认为，我们以儿童为人质，勒索钱财，已经构成绑架罪，我起指挥作用，系主犯，从重处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接到判决的那一刻，我都傻了，这也能判刑？这12年我可怎么过呀？入狱后，我很消极，我把发财梦做到了监狱里，这让我怎能甘心？慢慢的，在狱警的开导下，我接受了这一现实，也学了不少法律知识，我开始努力改造，拼命干活，一来希望早日出去，二来也算是赎罪。所以短短几年中，我就减了三年半的刑期。可是，就在我对前途充满希望的时候，我得了莫名其妙的疾病，这让我感到生不如死，失去了所有的希望。
爱心挽救了濒死灵魂
2003年10月，我突然感觉头晕，紧接着呕吐不止。随即头部开始剧烈疼痛，最后竟昏了过去。醒来时，我已经躺在了环湖医院的病床上，我看到几位警官守在我的床边。旋即我的头又剧烈的疼痛起来，疼得我上下翻滚，到处撞墙，几名年轻的警官都无法按住我翻江倒海般剧烈扭动的身躯。我将嘴和舌头都咬破了，鲜血顺着嘴角不断地流出来，韩玉警官立刻将整卷的纱布塞进我的嘴里，而我却将他的手咬得鲜血直流。
医生建议将我捆绑在床上，但陈杰警官怕我伤到身体，迅速买来毛巾缠在我的手脚上做垫，才将用绷带搓成的绳子绑在上面。55分钟的时间，我用了9支镇静剂，全天使用了45支之多。
院方几次会诊都没能为我确诊病情，在我入院十天的时间里，医院几次下达病危通知书，但我都在医生的全力抢救和警官们精心地照料下转危为安。回监后，警官们每天都来看我，分监区长于瑞林说，“好好养病，什么都不要想，把病养好了就是成绩。”警官们还特别安排了同监舍的服刑人员一天24小时照顾我的生活。因为我随时可能犯病，警官们就在我的床铺靠墙的一侧钉上厚厚的棉被，并将床铺的四角凸起的部分用厚厚的海绵包上，以防我发病时弄伤了自己。
可是我的情绪越来越低落，越来越不受自己的控制，我觉得我的状态生不如死，而且没有亲人和朋友的关心，我成天想的就是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有时在狱警和我谈话时的前五分钟我还在静静地听，但马上就可能会做出极端的事来。每一次都被监狱警察阻止了，我的做法越来越极端，但监狱警察却没有放弃我，还想尽办法来帮我。
今年年初，狱警忽然通知我说有人会见，当时我惊讶极了，会是谁呢？要知道，已经有许久没有人来看我了。当我来到会见室，看到我在天津惟一的朋友来看我时，我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按照监狱里的规定,只有亲属才能与服刑的罪犯会见，但监狱的警官们考虑到我的特殊情况，为了让我燃起生的希望，让我的心情好起来，在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后，找到这个朋友，告诉他我的病情，希望他能常来看看我。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终于我对自己有了一些希望。
可是，我依然无法吃饭，每吃必吐，警官们就自己掏钱买来可口的饭菜和营养品为我补身子，可还是不行，他们就让我从吃一块饼干开始，慢慢地让我进食。知道吗，最轻的时候，我才40公斤，现在我已经长了15公斤。
还有一年多，郑国忠就要刑满释放了，他说，他现在就想快点把身体养好，走出监狱后能自力更生，做个合格的公民。
狱警说法
在我们采访郑国忠的过程中，河西监狱三监区的副监区长刘杰一直陪伴在一旁。
刘杰告诉我们，郑国忠曾经几次向他表示要给监区的警官们写一封感谢信，他都告诉郑国忠好好养身体，这些都是作为监狱警察应该做的。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郑国忠“偷偷”地写好了感谢信，并投到了监区的举报箱里。三监区的警察们用爱心挽救郑国忠的故事还是被“举报”到了监狱领导那里。
“其实，没发病的时候，郑国忠的改造情况一直不错，并两次得到减刑。直到他患上了不明原因的疾病，虽然监区的同志们几次带他去看病，都没能确诊。再加上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亲人，这让郑国忠失去了继续生存下去的勇气。”
郑国忠的情况从一开始就引起了监区领导的重视，经过研究，他们把郑国忠确定为监区重点的改造对象，由监区领导、分监区领导和主管警察一起共同做好他的思想工作。平时，无论多忙，监区领导每天都要挤出时间与他聊天、谈心。刘杰说，最初的一段时间，由于对疾病的恐惧，郑国忠变得对警察缺乏信任，还容易烦躁，每次的谈话都会中断好几次。但警官们从来没有失去信心，用真诚的爱心感动着郑国忠。生活上，指派专人照顾郑国忠的生活。警察们还经常用自己的钱给他买营养品来增加抵抗力。郑国忠发病的时候，无论是监区领导，还是一般的警察，都会守护在他的身边，细心地照料着他。在三监区警官的细心照料下，郑国忠的病情终于稳定了下来，更重要的是，他树立起了重新生活的勇气。他几次告诉我们“为了不让警官们失望，我一定会好好养病，好好生活。”
刘杰对郑国忠的关心是我们时刻能感受到的，就在我们谈话过程中，他几次提醒郑国忠休息一会在说，别累着。而郑国忠也不时地看看刘杰，那眼神总是被泪水洗刷得分外明亮，似乎，那就是他对未来生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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