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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广电总局向社会公布了我国首部《中国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职业道德准则》，对广播电视播音员主持人队伍的道德取向、素质要求和工作方法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明确规定，播音员主持人不得将自己的名字、声音、形象用于任何带有商业目的的文章、图片及音像制品中。
一段时期以来，主持人掀起的“阵阵波澜”，比如，《半边天》主持人苏晨因走穴被开除；赵忠祥惹上“性丑闻”官司……这一系列“事件”极大地异化了主持人的公众形象，拷问着主持人的道德操守。此次广电总局为主持人“道德立法”，大抵就是为约束主持人“出招”了。
我觉得，从思想道德层面对主持人提出高要求，就是在主持人的心灵深处设下一道“道德门槛”，有其重要的效用，特别是通过出台相关制度，能对主持人起到动态管理的功效，将产生积极的效应。
对于主持人来说，他们本身从事的就是新闻传播这样的社会活动，传媒的特质要求主持人必须具备相当的道德水平和审美能力，也只有如此，他们的心理价值及对信息的理解，才能富有特定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影响更多的受众，达到教化的作用。因此，我想，要约束主持人，首先在于主持人本身的自律。当下应该致力于主持人心理的研究，提高主持人的自我约束意识。
但是，由于我国大众传媒事业的发展还未成熟，媒体主持也属于一种新生行业，其专业性又强，从某种意义上说，主持人就是公众媒体的“脸”，主持人因为在公众媒体上拥有话语权，因此能影响大众的价值观和判断力。而形象佳、能力强的主持人，能给媒体带来强力的辐射。这一切，使主持人成为一种“职业新贵”。因此，仅仅靠自我约束，显然也是不够的。
过去，对主持人队伍的管理，往往是传媒管理中一件棘手的事，对主持人往往介于管理与放纵之间，比如，台里、总编室、播音科、栏目组，似乎谁都在管主持人，谁又都不是主持人的主管。当主持人处于人人管，又人人不管的怪圈，就很难对主持人形成相应的制度约束。现在通过出台《准则》规定，便为对主持人的管理制定有案可查的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一项有效的制度规则，是作为激励而存在的，它必须起到激励、相容、约束的作用。也就是说，制度的可实施性必须以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为前提。对于主持人职业道德准则的管理准则，同样也要注重激励考核与约束机制并行的原则。我以为，在主持人的选拔、使用、管理过程中，应该通过出台具体的可操作的措施规定，打破过去重形象、轻素养的选拔标准，引入能者上，庸者下的优胜劣汰制度，通过严格的考核测评，对主持人进行动态管理，并将之与主持人聘任、待遇、奖惩相挂钩。只有让主持人管理规范化、制度化，做到有章可循，才能真正提高约束主持人可操作性，最终起到提高主持人队伍道德水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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