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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一段，划小省区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网上甚至有许多人列出了划为四五十个省区的具体方案。为此，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特约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周振鹤教授撰文，对中国划小省区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周教授表示，他支持将部分省区根据相应的自然区域、文化区域和原有行政区划来划小，但他也指出，绝不适宜将划小政区当做一个运动来搞。
周振鹤称，我个人最近接受的采访也较多，多是有关行政区划改革的，其中尤以划小省区最使采访者感兴趣。十多年前，我就提议应该将省一级政区划到五十个左右，以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与降低行政成本。现在我依然是这个观点。但是在具体操作时我却认为应该从容慎重，成熟一个，划小一个，绝不适宜将划小政区当做一个运动来搞。
行政区划体系的核心是层级，其次是幅员与边界。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三次行政区划变迁的循环，就县级以上政区而言，从秦到魏晋南北朝800年，是从两级制变为三级制；隋改三级为二级，从隋到宋700年，又进行了第二轮从两级到三级的演变。元成为多级制，从元到民国初期650年，则实现从多级到两级的变化。就中央政府来说，主观愿望是层级越少越好，政令容易贯彻，下情容易上达。但层级过少，管理幅度就要增大。秦一代有郡级政区49个，管辖1000多个县，幅度适当，所以只要两级足够。南京国民政府初期也想采用两级制，但国土面积比秦大了一倍，省的幅员都不小，管辖七八十或百来个县幅度实在太大，实行两级制有难度。所以两级制只维持了很短时间，就在省与县之间建立了专员公署，作为省的派出机构，以专区作为虚一级政区。
解放后，继承了这一体系，但从八十年代以来，由于地级市的大量出现，县以上政区成为实三级制，既降低行政效率，又提高了行政成本，实不可取。根本改革之路只有缩小省区，使每一省只辖四五十个县，这样就有取消地区与管县的地级市，从而实行两级制的可能。民国时期也曾想缩小省区，目的也是想最终能取消专区，恢复两级制。起初西康省、察哈尔与绥远、热河等省的设置，隐然已有此意，至于抗战胜利后东北划为九省，更是缩省的正式试点。但这一举措只是纸上谈兵，不及实行东北已经解放。所以从八十年代末以来所出现的划小省区的主张实际上并非新点子，而是过去旧念头的重提。
他特别提醒说，划小省区是一件大事，不能草率从事。从历史经验看来，一个行政区范围的确定，必须有相应的自然区域作为依托，还要有一定的文化区域作背景，更要照顾到原有行政区划的边界，否则不能长久维持。远的不说，即解放初平原省的设立，就缺乏自然与文化两方面的基础。三峡省的建立也是呼之欲出，而终于流产。反之，海南省因为自成一地理单元，建省也水到渠成，没有阻力。重庆直辖市的设置也是成功的例子，因为是按原有省地县政区的边界来划定的，未产生什么矛盾。而且在地理环境方面，川东山地与川西平原有明显的地貌差异，在历史上以重庆为中心的巴和以成都为中心的蜀，也有一定的文化差异，所以分为两个政区也顺理成章。当然重庆名为直辖市，实际上已是分省。3000万人口与8.2万平方公里的重庆市的出现，将四川省这一中国第一大省，一下子缩小到比较合理的程度。其他省区当然也可以采用类似办法，既不伤筋动骨，又取得较好效果。
他认为，行政区划改革有多种思路，即使减少层级一事，也有不止一种办法，上面说的缩小省区是一种，目的是端掉省县之间的地区一级。但说到底，无论行政区划如何改革，只要经济行为还受制于行政区划，就不会有完全成功的改革方案。只有完全成熟的市场经济才能摆脱行政区划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行政区划不改革也无大碍。许多国家的行政区划基本上不变化，就是这个道理。而我们的行政区划却年年都有许多变动，就是为了调整政区来适应变化了的经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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