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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改革在争议声中正成为一场全国性运动的时候，作为车改先行者的浙江却于本月初宣布暂停车改，引起全国哗然。《南方都市报》的调查报道揭示了浙江骤然叫停车改的原因：除了公众“车改等于变相加薪”的批评声外，改革进程中还出现了许多改革者始料未及的新问题，比如，公务员享受的利益边界在哪里？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改革标准，车改很可能催生新的腐败。
应该说，从车改现状来看，这些问题和矛盾不仅是作为车改先行者的浙江独有的。
我们在“骤然叫停”的现实之前不得不反思：车改上马后不久就出现了这么多尖锐的矛盾和难解的问题，不得不以“叫停”来缓解矛盾和回避问题，设计改革方案的时候干什么去了？结果和预期反差怎么如此之大？确实，人不是神仙，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不可能观察到所有变量，不可能预测到所有结果，但是，“误差”和“预期”之间的差距是应该有一个限度的，“种龙种生跳蚤”是不可原谅的。
公车改革有没有试点成功经验的支撑？可能碰到的问题有没有最大程度地考虑到？有没有充分考虑到潜规则的惰性？从浙江车改暴露出的众多问题看，公车改革存在着一种冒进，就是在改革试点尚未经受考验、改革理性尚未成熟、改革准备尚未充足、改革结果尚不能把握住的情况下进行改革。仓促上马，骤然叫停，这正是冒进的车改导致的必然结果。
对于“浙江叫停车改”，更值得反思的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冒进：改革试点尚未经受考验，理性的统一标准尚未形成，怎么公车改革已经在全国满地开花地铺开了？
其实“骤然叫停车改”的事情在其他城市早就发生过。
这些事实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如今我们的车改已经陷入这样的状态：在试点工作上缺乏全国性的统一协调，处处是试点；对车改试点的“试过的错”缺乏总结，一个城市的教训不能传递到另一个准备改革的城市；漠视民意，忽视公平，还美其名曰“顶住各种压力”进行改革。
中国政治经济独特的M型层级制应该是有改革“试错”和“纠错”优势的，所谓M型层级制，是根据管辖范围原则动用多层次、多地区形式组织的，其中每一层次上的每个地理区域都可以看做是一个动作单位，相互依赖较弱。这种层级制最大的优点是在改革上可以“试错”：地区性的改革试验即使失败，由于地区间依赖较弱，不至于扰乱整个政治经济，而成功则可以在全国进行推广———从车改的现状来看：1998年9月，国家体改委制定《中央党政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后，在缺乏统一的“试点经验”把握下，各地的公车改革就陆续展开了。但由于缺乏对“试错”的总结，冒进的车改陷入一锅糨糊的混乱中。
浙江车改骤然叫停了，可能遍地开花的车改都会在重重问题和矛盾的压力下逐个叫停，因为全国各地都在车改上埋头“试错”，然后一同品尝“错”的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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