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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家庭：生不如死
“生不如死！”
这不仅仅是艾滋儿童甜甜的爸爸张记录之感叹，更是记者访问过的许多艾滋病患者家庭的感叹。
“心上扎着千把刀，身上刺着万根针是什么感觉，我就是什么感觉！”
“说一千道一万，我们的人没有了，在家的人，也是活死人！”
记者访问过的许多家庭，都是整个家庭被艾滋病判了“死刑”，只是“死得早与迟的问题”。
沙河市白塔镇某村的艾滋儿童丹丹的爸爸，十分激动地对记者说：“我们是被医院给满门抄斩了呀！”
丹丹全家，除61岁的爷爷没有感染艾滋病外，她的爸爸、妈妈以及自己，没有一个幸免此难，妈妈已经死了。丹丹的爸爸说：“不知道哪天是我与女儿的日子。我们已经被判了死刑啊，只是等天数，熬日子了。”
因此，丹丹的爸爸觉得活得太没有意思了。“我常常想，拼死算了，但是上有老父亲在这里呀，我怎么能就这样死呢？！”
艾滋病死者的冤屈
“他们死不瞑目呀！”
“许多人到死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
死者的亲人们说：“本本分分的庄稼人，怎么就会感染上艾滋病呢？”
“有的也知道自己感染上了艾滋病，但就是到阴间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感染上这个病的！”
邢台市威县39岁的农民王树强(化名)就是这样不明不白地含冤死去的：
2003年7月13日，王树强因肝病发作住进邢台市惟一的三甲医院——邢台市人民医院。该院对王进行抽血化验，测定王血液中HIV呈阴性反应。之后，医院分三次为他输了630毫升血。几天后，因治疗不明显，王转到收费更加低廉的邢台市第二医院。
入院后，这家医院即采血化验，查出他感染了艾滋病。
“查出结果后，邢台市第二医院便拒绝对他进行治疗，并强行让他出院回家。”王的家人说。
一个月后，王所在乡村便接到威县政府盖着公章的《通知》，要求“做好病人及其家庭成员的监控防治工作”。于是，村干部对王的妻子说，“他的血有毒，不让出去，要隔离起来。”村干部还传达精神说，“上面有规定，你如果传染给别人了，要负法律责任。”王的妻子说，“那我们被传染了，由谁来负法律责任？”
一方面，县政府要求对王树强及家人进行“监控”；另一方面，“到死也没有防疫站的人来，没有任何救治药品到来。”
从此，王树强被关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吃饭由家里人送，两个儿子也不敢到他的房间去。
同时，村里与周围没有人敢来他们家了。
不知道自己害了什么病的王树强，愣是要求再上医院。于是，家人又将他带到邢台市第二医院。“一个医生对我们说‘刚才院长命令，不许你们在这儿住，不许给你们化验，也不许给你们开药，叫你们快走。你要是光肝炎这病，再厉害我也不能不让你住，关键是你还有艾滋病。’一听这话，俺孩子他爹当时就傻了。我们说，做做CT检查行不行？医生说：给钱也不给做！病没看成，反过来原本是走到医院去的人，出医院时连腿都抬不起来了！”王树强的妻子对记者说。
回家后，王树强在自家的隔离间里，不吃饭、不吃药、不输液。在床上躺了十几天便死了。死后，他被装在一个塑料袋里，放入棺材，第二天便埋了。
为了其他家人的安全，许多患者被极其“残酷”地与家人隔离起来。
邢台县山区某镇有一位老太太，2003年4月被确诊为艾滋病，被从医院“赶出来”后回到家里，老伴与她一起从大房搬到后边一间小屋。原本五个孙子从小都由老太太带着，一直与老太太睡在一起。从那以后，几个孩子再也没有与奶奶在一起。另外，原来她一直在伺候着老伴与一家人，从那以后，老伴不仅不让她做任何事情，而且家里的什么东西都不让她动，“要吃馍馍，我给你掰”，“你要喝水，我给你倒”。她的儿子对记者说：“这是对老人的折磨与摧残，她只知道自己得了传染病。”
“其实，许多艾滋病人很大程度上就是被隔离、歧视、冷漠折磨与摧残死的。”
记者发现，其中也有部分人知道自己被确诊为艾滋病了，但这“等死”的日子非常不好熬啊！
此次记者调查到的患者，只要被确诊为艾滋病，无一例外地被拉回家里等死。
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痛苦
“死者死得冤屈，活着的人活得更加冤屈！”
“窦娥有冤枉了还能说出来，我们这冤枉连说都没法说呀！！！”
第一个打艾滋官司的王为军，向记者讲了他家的一些遭遇：1999年5月，王为军的妻子死于艾滋病后，村里关于他家有艾滋病的事情已经传得人人知晓。他说：“出了这事以后，村里的乡亲像躲瘟疫一样躲我。我女儿当时两岁，刚学会走路，她在外面路上摔倒了，那些人在远处看着，连一个拉她的人都没有；她想吃糖，街上的小贩一看她过来了，远远地就把糖扔给她，钱都不敢要。”
那年，她妻子送葬时，按农村风俗，家里做了许多饭菜，没有一个人敢吃。“好好的整锅整锅的面条，我想送给人家喂猪，人家都坚决不要！”
艾滋病是绝症，人人知道。感染了艾滋病就等于被判了死刑。“我们活着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沙河市白塔镇某村32岁的艾滋病毒携带者李某，妻子去年被艾滋病夺走了生命，8岁的女儿与他一样都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他说“不敢想呀，一想就绝望，过一天算一天吧，孩子小啊！”
有一位50多岁的艾滋病毒携带者说：“孩儿们也不能到我跟前来，周围更没有朋友来看我。我都变成孤家寡人，这样活着还不如早点死了好！”
艾滋病患者家人的痛苦和委屈
“最怕孩儿们发烧、感冒！看到他们痒，发烧，我心里就乱成一团，头脑里空空的。觉得活着不如死了好！”
邢台县一个小山村里，公公、婆婆先后被艾滋病夺走生命之后，二儿媳妇最担心与老人一起生活直到上小学的几个孩子。她的哭声，让记者感到窒息。
她说：“8年前孩子的奶奶就在医院输过血，这些年来，她经常痒，痒了，孙子们就帮她挠痒痒，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虽然孩子们都做了检查，没事。但是，“他爷爷不是也做过两几次检查，都没有事情吗？第三次却又查了出来，让我们相信谁呀？”
她说，孩子们以后的路还长着呢，这啥时候才是个头啊！这心里的压力压到哪天才是个了结？至少得20年吧！20年呀，这是什么日子？
这对因患艾滋病已故的老夫妻的长子对记者说，“母亲死后，父亲又倒下，只有我们家里人知道得了什么病。父母亲要把自己隔离到小院的破屋子里。我们心疼呀！”
他告诉记者：“亲戚朋友上门来骂我们兄弟俩，我大伯骂我说，‘你没钱让老人住院，我掏钱！”我们何尝不想让父母住医院呀！亲戚们一片怨言，都在骂我们不孝。我们左右不是人！”
人们不断来问我们，老人得了什么病，我们不能说是这个病，不然，我们以后没有办法在这里立足，就我们这样的农民到哪里去生活啊？
“人人都用怀疑的眼光看待艾滋病家属，他们总认为你的家人得了艾滋病，你一定就是艾滋病人。”艾滋儿童甜甜的父亲张记录告诉记者。
同样是艾滋儿童之父的王为军告诉记者：“我这讨说法的5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外面经常受到欺负和冷落，无数次地和人家发生争执、谩骂，甚至动手。”
他说“1999年12月3日，我去省里的一个部门，他们见到我连问都不问，‘呯’把门关上了，说世界艾滋病日刚结束你们就到处跑。我一听就火了，我说我不是艾滋病，我的孩子虽然是，但我都不怕你怕什么？他们说：‘你怎么不是？你妻子是，你女儿是，你肯定也是，你不是那是因为你没被查出来！’”
正如张记录所说，“面对流言蜚语，我只能采取无奈的沉默，因为任何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没人会相信你。只有随他去说，做一个不是贼，却像贼一样过日子的人。什么人格、尊严，丢掉吧！”
邢台的许多艾滋病感染者及家属，面对记者的到来，非常感动，他们说，没有人把我们当人，就你还来看望我们。
艾滋家庭的贫困
“楠楠，你最想吃什么？”
“大米饭。”
“你最想要什么玩具？”
“三轮的童车。”
“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上大学，考博士。”
“你长大以后最想干什么？”
“想当老师。”
“最想当怎么样的老师？”
“当我们村里的老师。”
这是记者2005年7月13日与柏乡县龙华乡艾滋儿童楠楠的对话。一个8岁的女孩最想吃的既不是巧克力，也不是果冻或者火腿什么的，而只是大米饭！
她的双腿残疾的奶奶告诉记者，“没办法呀，现在这社会干什么都得花钱，我和孙子两个病人，没钱怎么活呀！”
沙河市白塔镇某村的丹丹一家也是这样，丹丹与爸爸都得治病，61岁的爷爷只好捡破烂来补贴家用。丹丹的爸爸虽然也是身患重症的艾滋病毒携带者，但他每天却不敢有半点怠惰，一大早就得去附近的小煤矿为人家开矿车，“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每月也就赚600元。”
他是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情况，那个煤矿还不知道，否则他会像册井乡张沟村的张记录一样，只能靠贫瘠的土地维生了。
记者访问的34位艾滋病及感染者中，几乎清一色是普普通通的农户，其中大部分家庭就算在当地的农村来说，也是很贫困的。
本来，邢台市就是河北省经济水平比较差的地区，而这些农户又是这个地区很普通甚至贫困的农户。
“我们落得这样惨，都是医院害的！”在采访中，无论有点经济能力的，还是非常贫困的家庭，他们大部分都有一个愿望，就是要“告医院！一定要讨回一个公道来！”
向医院讨回公道
“邢台的艾滋病，十有八九都是输血造成的！”
记者采访中，几乎所有的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人都认为，是医院为他们输了有病毒的血液从而造成了今天的惨局。
“邢台的艾滋病，十有八九都是输血造成的！”
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记者手头的两份官方资料值得认真阅读。
这两份官方资料分别如下：
之一：血液传播是目前中国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途径
2004年初，卫生部官方公布：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明，中国现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近84万人，其中艾滋病患者约8万例，整体上居全球第14位、亚洲第2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分布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同一时间，卫生部统计显示：血液传播是目前中国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病毒主要通过性接触、血液、母婴三种方式传播。目前中国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主要以血液传播为主，占72.6%；经性接触途径感染占8.4%；母婴传播感染为0.3%，还有18.7%的传播途径不祥。
之二：河北省八成艾滋病感染者祸于血
2004年12月2日的《燕赵都市报》报道，省卫生厅有关人士介绍，自1989年我省发现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995年在有偿供血人员中发现艾滋病局部流行以来，艾滋病在我省的流行经过了传入阶段、局部流行阶段和快速增长阶段。目前，我省累计报告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数在全国处中游靠前位置，为疫情较重省份。据悉，我省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感染时间集中，主要是在1995年前后通过有偿采供血感染，占感染者总数的近80%，但从总体上看，我省艾滋病还处于低流行状态，只是局部艾滋病感染者高度集中的地区，经过较长时间的潜伏期，其发病高峰正在到来。我省1995年前后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已经进入了发病和死亡高峰，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集中死亡现象。
那么邢台众多的艾滋病祸从何来呢？无论邢台官方有无解释，众多的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属则认为“都是输血害了命！”于是他们把矛头直指医院。
目前已经被推上法庭的邢台当地医院有：康泰医院、显德汪煤矿职工医院、邢台市人民医院、邢台市第二医院。
蓄发五年，王为军愣是打赢了艾滋官司
38岁的农民王为军，家住距沙河市康泰医院只有三、四公里远的武安市(属邯郸地区)邑城镇。1997年7月30日，为了生育女儿佳佳，王的妻子靳双英住进了康泰医院。8月1日，顺利产下8斤重的佳佳。
之后，医院的院长王顺英不断来找王，要求为她的妻子输血。“她说，‘你输个血，身体恢复会快一点。’她三番五次来动员，有好几次，我的岳父岳母都在场。其实，我妻子当时只有28岁，身体非常好，但是想到医生总是为咱好呀，再者，不能让两个老人有想法。于是便输了血。”
8月4日上午，王为军交了血款。中午，医院为靳双英输血400毫升。之后，便出院了。住院期间总共花了1200元，血款占三分之一。
第二年春节后，靳双英开始出现口腔溃疡，并不断发烧。刚开始，王带着妻子到附近的小诊所、小医院看，结论是“局部感染”、“有炎症”、“缺乏维生素”等等，吃了不少药，总是不见好。
后来，又跑了乡医院、县医院，不断抽血化验，但都没有结果。
到冬天的时候，烧已经退不下去了，什么药也不起作用。
第三年，也就是1999年春节后，靳双英住进了邯郸市最好的中心医院。不断抽血、化验，依然没有结果。一个月后，医院请来北京的专家会诊。一周后，靳双英所住病房的另外两个病人突然被转到其他病房。
不久，医生对王讲，“你妻子得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以后防疫部门会来找你。”之后，便让他们出院了。
回家后，眼看着妻子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但就是没有人来找。于是王便找到医院，医院让找防疫站，王又找到防疫站。
之后，防疫站来了许多人，此时，靳双英已经不能走路了。工作人员给王一张纸条，让王到北京地坛医院去取治疗艾滋病的药。
此时，王才知道妻子得了艾滋病。打电话给北京，对方称，病人不来没办法给你药。王打电话向防疫站求助，几天后，来了三个医生说，“人已经不行了。”当年5月16日，靳双英死了。
埋葬了妻子后，王为军按防疫部门的要求，带着两个孩子去检测，王与儿子均没事，女儿被确诊为艾滋病毒携带者。
“又被当头打了一棒”的王为军，左右想不通，于是他像疯了一样到处跑，他要问出个所以然来，“这病是怎么得的？”
当年6月开始，王为军便走上了上访之路。为此他发誓：“不为妻女讨回公道，决不理发”。
披着一头长发的王为军，从县里、市里到省里，再到北京，不断上访，“不知道跑了多少趟，走了多少遍”。
苦苦的上访有了一些结果：1999年11月底，沙河市卫生局做出了一份调查报告，称“康泰医院确实存在违规采血，但是给当事人输的血没有问题。”。拿到这份报告后，王为军来到卫生部，医政司的官员说，从这个调查看，没有相关佐证能证明医院血液是健康的。
与此同时，南方周末等几家媒体也将王为军的遭遇进行了公开报道。
在王为军的苦苦上访下，卫生部防疫司曾经三次发文至河北，要求认真调查，“但都没有结果”。
2000年春节后，王为军再次找到卫生部，一位官员告诉王为军，“真正要讨回公道，你要走司法渠道，就是卫生部做错了，你也可以告！”
这句话鼓励了王为军。于是，在媒体记者及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的帮助下，4月16日，王为军一纸诉状将康泰医院告上法庭，并一次性提出索赔1538.77万元。
2001年10月15日，王为军拿到了民事判决书，判决书部分支持了王的诉讼请求。此后，经过上诉和几次重审后，2004年4月30日，王为军终于拿到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这份判决维持了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结果。
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邢民一初字第8号《判决书》是这样写的：“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任何个人或单位都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靳双英在被告处住院，接受治疗，其本身并无过错。被告违反有关献血和输血的规定给靳双英输血，事后靳双英感染艾滋病毒，被告不能证明其所输血为健康血液，又不能提供充足证据证明靳双英是通过其他途径感染的艾滋病毒，即其不能就其医疗行为与靳双英感染艾滋病毒之间无因果关系和其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或过失提供证据，并且被告违规采血的过错是明显存在的，参照有关司法解释，对于原告合理的治疗费用和相关费用应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判决，康泰医院赔偿王为军共计36.2万多元。
当天，王为军来到妻子的坟头，在亡妻坟前埋掉剪下的须发。
这位河北农民用五年时间打赢了这场官司。虽然对赔偿的金额仍有看法，但对于因输血感染艾滋的亡妻和8岁女儿，他多少有了一个交待。
然而，执行赔偿如今又难住了王为军：到目前为止，经过法院多次执行，王仅仅拿到了11万多元的赔偿。
记者近日见到王为军时，他依然在找法院，在索赔的路上苦苦奔走。
正是他如此艰难地打赢了这场官司，王为军成了河北省打赢艾滋官司第一人，也成了《河北日报》评选的“感动河北”2004年十大人物。
无独有偶，在王为军与康泰医院苦苦“叫板”的同时，与他有着同样遭遇的沙河市柴关乡某村农民高XX也在苦苦找康泰医院讨说法，几年下来，高XX得到一次性补偿7万元，记者得到的一份有高XX签字的《协议书》：
协议书
经高XX，李增春两家关于高妻女患病造成家庭困难自愿商定，由李一次性补偿救济柒万元整(70000元)，在友好的基础上并起法律效益(力)，永久了结。
李增春
高XX
2002年8月12日
在该《协议书》上签字的李增春，便是康泰医院院长王顺英的丈夫。
王为军还告诉记者，与他住在同一个镇的村民高成海(化名)的妻子也死于艾滋病，高自己也是艾滋病毒携带者。高已经从康泰医院要来一些钱，至于多少，他不知道。但高成海面对记者却否认了这一说法。他说，“我得过我的日子，我得生活。”
其实，与王为军有着同样遭遇的沙河市册井乡张沟村农民张记录，也曾经多次到康泰医院讨说法，他告诉记者，院长对他说，就你一个小张沟的，你愿意往哪告就告吧。
为此，记者专程走访康泰医院以求证这些说法。
在沙河市显德汪镇的马路南侧100米处，有一个独立的大院。从它的侧门进入，记者看到，院内有一栋白磁砖贴面的三层楼，楼顶架着“康泰医院”四个大字，门庭的两边各有两块铜牌，写着“沙河市显德汪社区服务中心”以及某某学校教学医院、某某定点医院等。记者进入这栋大楼发现，上下三层足足有40多间房，什么妇产科、内科、五官科门类齐全，还有不少的病房，来自附近村庄的一些村民有的在那里输液，有的躺在病床上。
院长的办公室在三楼，记者虽然没有找到该院院长，但在楼道里却发现了该院的宣传广告。有一栏里关于该院院长的介绍是这样的：“王顺英，中共党员，2000年以来，先后多次受到沙河市表彰，1995年任该院院长，原来是显德汪矿医院妇产科主任。”
在楼道西侧的宣传栏里，记者看到一张很大的照片，上面写着“中国医院院长大会嘉宾纪念，北京人民大会堂，2004年6月。”
另一个宣传栏上写着“2004年9月，我院集体撰写的《产后出血的诊断与急救》论文，在北京全国急救医学发展高层论坛会议上交流”。
与康泰医院打了整整五年艾滋官司的农民王为军，对这个医院了解更多，他告诉记者，康泰医院是一家私营医院，是王顺英他们个人投资，于1995年办起来的。
他说，之所以好多农民不敢打康泰医院的官司，他自己也苦苦打了五年多才有结果，是因为康泰医院的背景太深了。
1999年12月3日《南方周末》关于王为军的一则报道称：记者几乎每到一处采访都被告知，那家民办医院很有背景，院长的妹妹是沙河市副市长，弟媳是邢台市市长。
邢台市人民医院输了艾滋官司
王为军打赢艾滋官司的事情，当地几乎所有的艾滋病患者及家属都知道了，许多人也学着王为军开始找律师、上法院了。“我们要讨回公道！”
记者从当地媒体的报道上看到，邢台市规模最大的综合医院，也是邢台惟一的“三级甲等”医院和国家级“爱婴医院”——邢台市人民医院也卷进了艾滋官司中，并且成了艾滋官司的输家。
代理艾滋病家人状告该院第一案的律师陈英可，给记者提供了大量案卷与当地媒体的报道。一则2004年8月发表于《河北法制报》的题为《威县一农民告倒医院，艾滋病亡者家属获赔3.6万元》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邢台市威县一农妇将邢台市人民医院和邢台市第二医院告上法庭，称她的丈夫(也就是本报道所述王树强)在医院住院治疗期间感染了艾滋病。近日，受理此案的邢台市桥东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被告邢台市人民医院赔偿原告各种经济损失35976元。
报道还说，威县农民王某因患肝炎于2003年7月13日到邢台市人民医院治疗，并于17日进行了输血。输血前王某进行各项检查，其中HIV呈阴性。在人民医院经过了3次输血后，王某于7月22日又转到邢台市第二医院，并于7月25日做了抽血检查，28日检测显示其HIV呈阳性，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王某于同年10月17日死于家中。王妻遂将两家医院起诉至邢台市桥东区人民法院。
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被告邢台市人民医院无法说明王某在该医院期间对其输血过程中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故判令邢台市人民医院赔偿原告各种经济损失35976元。
该案代理律师陈英可告诉记者，此案判决后，邢台市人民医院不服判决提起了上诉，医院特别提出，“应当追加供血单位邢台市中心血站参与诉讼”。原因是，根据《血液制品管理条例》、《医疗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血站是血液制品生产、供应的法定单位。
目前二审尚未宣判。
无独有偶，就在记者调查邢台艾滋病问题期间，父母均死于艾滋病的邢台县某山村村民梁光明(化名)，经过反复取证，也把邢台市人民医院告上了法庭，因为1996年这家医院曾经为他母亲输过血，今年10月10日，邢台市桥东区法院已经正式开庭审理此案，目前尚未宣判。
从梁光明给记者提供的，他母亲在邢台市人民医院的病历档案上，记者看到，1996年5月27日，患者做完子宫全切手术之后的该院《手术记录》上是这样写的：“手术顺利，出血不多。术毕，安返病房，回房血压16／10kpa，尿管通畅，尿色清。液体输入顺利。切除之标本送病理检查。”
当天，该院却为患者进行了输血。从当天该院的《输液记录》上，记者看到，“输血400毫升，血型为O型，储血号413，供血人胡三”。
梁光明告诉记者，他母亲住院治疗前，精神状态一直很好，也很少生病，“但出院后，老感觉到身体难受，发低烧，浑身痒，有时候把浑身上下都抓破了”。2003年，在当地一家权威医院，其母被查出感染艾滋病病毒，已到晚期。
当年7月5日，梁的母亲在家中病逝。随后，梁的父亲也被查出感染艾滋病毒，经过国内权威医院治疗，无力回天，2004年7月5日死于家中。
一年时间，父母相继去世，对梁光明兄弟两个家庭来说，打击太沉重了。他的妻子对记者说：“医院想杀人就直接杀了我娘，为什么又把我爹也搭进去呢？现在我们家大大小小哪个感冒、发烧了，一家人都吓得心神不定。这是啥日子啊！”
梁光明父母曾住过的房间里，桌椅上积满了灰尘，空气中飘荡着阵阵霉味，值得注意的是，墙上的两本挂历已经定格在其父母去世的日子。“我们没有打扫过，觉得父母死得冤枉，所以保存原状”。
“说实话，我们村的人基本上都知道我父母得什么病去世的，但没有人跟我们说破，不过跟我们来往的人少了很多，平常关系比较好的人也很少来往”。
梁光明说：“我们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人，不可能无缘无故感染上艾滋病，肯定是输血感染的，而献血人胡三，明眼人一看就是假的。梁光明兄弟一直没能弄明白，胡三到底是谁？他还有没有把血卖给别人……
显德汪医院的官司与“打砸抢劫”事件
自称为“燕赵大地一颗璀璨明珠”的显德汪煤矿，位于沙河市显德汪镇，这个年产130万吨煤炭的煤矿，在这个区域建立了一家比康泰医院规模更大的医院——显德汪煤矿职工医院。该院距康泰医院仅数百米之远，与康泰医院并列成为记者调查发现的这个“艾滋病高发区”的两大医院。
显德汪煤矿职工医院，也因艾滋病纠纷被推上法庭，成为艾滋病官司的输家。
代理艾滋病家人状告该院第一案的律师甄一峰，给记者提供了大量案卷与当地媒体的报道。记者按照甄一峰律师提供的地址先后两次上门访问，均未见到当事人，有村民告诉记者，“女人已经死了，男人还有病。”
根据律师提供的综合情况与对村民的访问，记者了解到：
49岁的农民贾学府(化名)是沙河市册井乡贾沟村人，1979年，娶妻王玉颖(化名)，开始了美满幸福的家庭生活。
但1995年，不幸突然降临到这个殷实美满的家庭。
这年年底，王玉颖因子宫肌瘤在显德汪医院做了子宫切除手术，为此输了400毫升的血，前后住院一个来月。
出院以后，王玉颖就感觉身体像永远恢复不好似的，总是浑身没劲儿，发烧不退，过去勤快利落的人，现在什么都懒得动，脸色也不好看。
到医院一看，说是得了黄疸型肝炎，后来虽然黄疸型肝炎好了，但还是感觉乏力，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2002年，王玉颖到沙河市二十冶医院检查，又查出丙肝抗体呈阳性。
医生说，丙肝主要是通过血液传播的，问她是不是输过血，并暗示贾学府，如果他妻子丙肝久治无效，低烧不退，可能和另一个病人一样得了艾滋病，所说的“另一个病人”，是在显德汪医院输血时感染了艾滋病的一个人。
但夫妻俩并没有相信医生的暗示。
贾学府继续给妻子治疗，光在邢台市人民医院就住院三次，前后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又向亲朋借债十几万。
结果，王玉颖的病始终没有见好。
王玉颖的弟弟在沙河市当老师，2003年10月，他对贾学府说：“我姐过去输过血，你还是带她去防疫站查查血吧，统统查一遍。”
检查的结果，妻子王玉颖HIV检测呈阳性。
10月13日，河北省艾滋病防治中心确诊，王玉颖患艾滋病，其丈夫已感染艾滋病毒。三个孩子没事。
2004年9月12日，《燕赵都市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法律援助，牵手艾滋病患者》的报道写道：
于是，在律师的帮助下，他们将显德汪医院告上法庭。虽然他们当时在这个医院住院时没有留下任何直接证据，但是代理律师为他们调查取得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2004年5月17日、5月25日，邢台市桥西区法院中兴路法庭两次开庭审理了此案。
被告方显德汪医院几乎没有证据来说明其自身的医疗行为没有过错。最后，在法庭的支持下，双方同意达成调解协议。
2004年7月5日，邢台市桥西区法院下达《民事调解书》，要求“被告一次性给付原告人民币叁拾万元整(300000元)。案件受理费10630元，其他诉讼费1858元由被告承担。”
30万，毕竟是自己讨回的公道，但面对这用生命换来的巨款，贾学府心中凄苦依然。他对代理律师说：“我们一家对你都感恩戴德，但给我拉一火车钱，我也不愿意成今天的样子。”
贾学府说，在他们那儿，有病大多去显德汪看，因此，输血得病的不止他一家。他向记者数了数，某村谁，某村谁，都得了类似的病，都在显德汪输过血，有的已经死了。
就在他打完这场官司后，邑城的一个人还找到他家，说他的妹妹也曾在一个医院输过血，得了类似的病，问他怎么打官司。
因艾滋病失去妻子的贾学府，痛苦并没有结束，他还在苦苦地支撑着自己已经被判了“死刑”的生命。然而近日，显德汪医院的上级单位——邢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却在一份文件中称他们是被贾学府“讹诈”了。
这个正式的文件是这样写的：“刘显红(另一个艾滋病人，下文将有详细记述——记者注)之所以提起所谓的病因与显德汪医院有关的诉讼要求，不排除把国有企业作为唐僧肉、吃大户的因素。也与2004年7月艾滋病人贾学府讹诈邢台矿集团总医院有关，当时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为息事宁人，迫于压力，接受市桥西区法院主持的调解，以赔偿38万元而告终。这一事件起到了很坏的负面诱导作用。”
贾学府的事情还没有终结，这个输了艾滋官司的显德汪医院却又惹上另一桩艾滋官司，而且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于7月7日正式开庭审理，目前尚未宣判。
显德汪医院上演艾滋病人“打砸抢劫”事件
就在2005年10月18日，显德汪医院里却又上演了一场被邢台矿业(集团)有限公司称为“艾滋病人来医院进行‘打砸抢劫’”的事件。
11月10日，被打受伤的艾滋病人刘显红，带着自己年仅8岁、同样被确诊为艾滋病毒携带者的儿子，随着其他几位受伤的亲人，专程前往北京，到公安部申冤，刘的丈夫、公公、婆婆目前均受伤住院，尤其是第一个挨打的公公，被打得腿、胳膊、肋骨四处骨折。
刘显红向记者展示了一张两米多长的横幅，上面除了许多她受伤亲人的照片外，写着这样一些大字：“艾滋病人泣血向矿医院讨说法，遇邢台矿务局显德汪矿毒手”。记者还看到，每张照片上都有说明，照片说明是这样写的：“被打的患者”、“被打昏的患者亲属”、 “患者父亲被打，左臂左腿肋骨骨折”、“患者丈夫被打成重伤”、“患者母亲被打昏在地上”、“腰部被打伤的亲属”、“患者弟弟耳部被打致残”、“打折的镐把和血迹”、“矿医院围观人群”等等。
艾滋病人刘显红给记者一封状纸，上面是这样写的：
我叫刘显红，女，1974年4月10日出生，原籍陕西省紫阳县，1994年10月8日与邢台沙河辛庄村朱现平结婚并定居在沙河市辛庄村。
我们原本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2005年3月22日，邢台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来辛庄村普查，我被检查确定为爱滋病病毒携带者。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使一个和睦的家庭转眼之间失去了往日的幸福和温馨。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我8岁的儿子也在2005年4月12日被检查确定为爱滋病毒携带者。
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家庭，遇到这样的事情如同晴天霹雳，让人多害怕、多伤心！伤痛悲愤之余，想想近10年来的生活情况，我们家都是非常本分的老百姓，从未有过任何不良行为，我们夫妻从未出外打过工，我的丈夫现在检查没有感染。让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8岁的儿子，尚年幼，怎么可能被感染爱滋病呢？经咨询邢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他们分析：我们母子被感染艾滋病病毒只能是我输血，然后通过母婴方式传给儿子。现实中，我这一生惟一的输血，就是生育女儿(1995年)之后在显德汪煤矿医院住院输过血，当时动员我输血的医生也承认给我输的血是非法的自采血。
开始我们怎么也不相信这样的事实，我公公、婆婆多次去显德汪医院，找到当时给我接生和输血的主治医师白申庭医生(现为显德汪医院妇产科主任)。白申庭医生承认当年给我输的血是医院违反国家规定私自采的血，且未作任何检测。另外，她也承认当时在那一时期的输血患者中，有许多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我们对白申庭医生的谈话做了录音。
我们老百姓相信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的天下，应该有讲理的地方，我们老百姓也相信国家的法律。我们在2005年7月份采取诉讼的方式向邢台市人民法院提出民事侵权诉讼。
在邢台市中级法院的审理过程中，显德汪医院竟然多次威胁白申庭，不让她出庭作证，更不让白申庭说实话，致使案件的审理无法正常进行。
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为了在有限的生命里，给自己和孩子讨个说法，使更多像我一样的人避免伤害，我与我的丈夫被迫无奈到显德汪医院找院长马振兴商量怎么解决问题。医院的院长和医生始终不与我们谈怎么解决问题。从知道这个事情我们一直去医院找他们，他们都躲着不见。10月17日，我从早晨在医院等到下午4点，医院没有一个人出来说一句安慰的话，我当时感到在这个世界怎么这样让人伤心，想想我自己，美好的家、美好的一切都毁在这些狼心狗肺的医生手里，年纪轻轻的天天面对这样悲惨的现实。尤其是想想我那无辜、可爱、可怜的儿子，我气得实在受不了，我用医院的墩布把医院的玻璃打坏了十几块，希望医院能有人出来给我一个说法，我们一个好端端的家庭，两条人命就毁在医院的一个违法的自采血！
孰料在共产党执政的今天，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老百姓眼中是保护人民的公安干警为了几个令人作呕的铜锈，在众多群众围观的眼皮之下发生了令人震撼的有组织、有预谋的公安干警参与的针对我们手无寸铁老百姓的血腥暴力。
2005年10月18日上午，我们老百姓没有别的办法，我和我的丈夫、公公、婆婆、弟弟、妹妹到医院静坐，要求医院给我们一个说法。我们万万没有想到，在上午10点多的时候，我们当地的显德汪煤矿派出所一姓邢(邢振峰)民警带着30多人，统一穿着崭新的警服，戴着钢盔，人人手持棍棒、镐把，冲入医院院内，不由分说冲着坐在医院当院的我和亲属进行疯狂的暴打，瞬间，我那60多岁的公公、婆婆及亲属都被打到在地。当时，血流遍地，惨不忍睹，当时围观的群众非常多，有一个摄影师把当时被袭击后的血腥场面拍了下来。(如果)这些打人的人是歹徒，我们毫无怨言！就是医院的工作人员，我们也能接受！关键是我们年轻力壮的民警，一边打一边喊：“使劲打，往死里打，领导说了，有矿上担着，打死没事”。
这群跟暴徒一样的民警，对我和亲友进行了长达30余分钟的血腥暴力后，在众多围观群众的高声谴责声中离开现场，后来我知道，有十几个围观的群众向邢台市的、沙河市的公安局110打电话，而且还有十几个群众给报社打电话。当时，《燕赵都市报》的记者来到现场，给河北省委发了内部参考。
在围观群众的搀扶下，我这个艾滋病毒感染者有幸没有被打到，我向离事发地点仅50米的显德汪派出所报警、报案，求他们到现场看看，救救我们老百姓，他们谁也不出警！没有一个人理我们。我们自己打电话向沙河公安局报警，他们说我们被打的地方归邢台市管理，我们又向邢台市的110报警，下午四点多从邢台市来了几个民警，其中有一个是公安局的局长，我就抱着他的腿，求他救救我们！我们后来的亲戚有20多个都给他跪在地上，求他：我们老百姓被打了，您去50米外的打人现场看看。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局长才到了打人的现场，这个时候离发生残暴袭击已经有6个多小时。
这个局长到了现场以后，他看到当时一片狼籍的场面，一直不停地摇头，说：‘你们这是干什么？马上先抢救人。我们的家属听到这些话都感动得落泪了！看到到处是血的院子，跟着去的民警都低下了头。
当时的场面，因为是老弱病残被打伤、打晕的人都躺在地上起不来，我们用自己买的纱布简单地裹住了伤口，这样现场遍地是血。当时打人打折的棍棒扔得满地！我的公公被打折了腿、腰椎骨折，打折了肋骨；我的婆婆脑袋被打伤，腿被打得不能走路；我的丈夫被打得颅骨骨折，我的弟弟被打得右耳穿孔；我的妹妹被打得手指不能伸曲等等，我由于感染艾滋病毒被打得最轻，全身被棍棒打得遍体鳞伤。在这种情况下，是我们自己的亲戚从百里外叫来救护车，把受伤最重的6个亲戚送到沙河中医院救治。
2005年10月20日，在没有人管我们的情况下，我们到邢台市市委上告，接待我们的信访局长把当时到现场的公安局长叫到市委，当着我们的面情绪非常激动说：“出现这样严重的事件为什么不向市委报告？当时就决定成立调查组对此事进行调查，而且，要求先给我们治病。
从案发到现在已过去一个月了，打人的凶手没有一个人落网。我们找到派出所的所长，他告诉我们：没有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此事负责，在他的职权范围内，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你们只有向上级反映了！
我作为一个母亲，本来到我们国家的医院生孩子，医生为了自己的一点私利就给我输了没有检测的违法的自采血液，让我和我8岁的儿子承受如此巨大的痛苦！可以说我们身心疲惫！！我的心理承受能力已达到了极点！！！万万没有想到，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竟连累了我十几位亲属惨遭毒打袭击。让我更难接受的是，袭击我们的歹徒竟然是应该保护我们老百姓的民警。我一个老百姓没有能力给民警钱，只有被污染的热血。可是，无论有钱的煤矿给你们警察多少好处，你们警察应该知道你们头上顶着的是共和国的国徽，不应该为了钱来袭击无辜的老百姓，我真特别痛心！假如我们在做违法的事情，假如我们是去医院闹事，我们在医院去静坐，去要求我们受到伤害的说法，这一个个没有人性的民警在我们悲伤的伤口上，又给我们撒了一把盐，我特别难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这些日子我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我总是在梦中被吓醒。我已经被无辜地感染了艾滋病毒，就是好好活着也没有多长时间，我原本想在我即将失去生命的时候，给我现在天真烂漫的女儿留下她能活命的一点要求，我万万没有想到是我们的“人民警察”撕碎了我和我们全家的生活！！！我虽是柔弱的女子，我也想和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同归于尽！使他们得到应有的下场。我的亲属、朋友也有在公安部门工作的，他们劝说我应该相信国家的法律，我最后抱着一线希望来到公安部向各位领导求救，请各位领导给我最后的希望和信心，依法维护我和我亲属的合法权益！
发生这样的“恶性”事件，显德汪医院上级单位邢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非常重视，第二天便向邢台市委做出了正式的书面报告，这个标题为“关于艾滋病患者刘显红聚众打砸抢劫显德汪矿医院，群体殴打致使六名工作人员受伤的紧急报告”是这样介绍的：
2005年9月7日以来，沙河市刘石岗乡辛庄村艾滋病患者刘显红女，31岁及其亲属以其感染艾滋病与显德汪矿医院有关为由，多次纠集数十人至两百余人到显德汪矿医院和邢矿集团总医院滋事。10月17日和18日，30多名滋事者两次到显德汪矿医院打砸抢劫，致使6名工作人员(其中1名医院医生，5名矿保卫科员工)受伤(其中重伤2名)，且事态呈扩大升级之势，严重影响了显德汪矿医院和矿务局总医院的正常工作和医疗救护秩序。目前，显德汪矿医院门诊已处于完全瘫痪状态，病区处于半瘫痪状态。因此，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将会影响显德汪矿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05年初，在沙河市对艾滋病调查中被诊断为艾滋病患者的刘显红，以其感染艾滋病与显德汪矿医院有关为由，于2005年7月向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赔偿120万元。刘显红称其艾滋病是1995年8月26日在显德汪矿医院妇产科生孩子住院输血造成的。2005年9月7日，市中院民一庭第一次开庭审理，因没有刘显红曾在显德汪矿医院输血的证据而休庭。庭审前，刘显红多次聚众胁迫显德汪矿医院院长马振兴和妇产科医生白申庭出具曾在显德汪矿医院输血的证据，致使庭审后多次聚众滋事行为的发生。
10月17日，刘显红与其丈夫朱现平等30多人围堵医院，打砸门诊住院部、妇产科及医院办公室的门窗及办公用品，封堵药房、收费等窗口，迫使医院停止诊疗工作。10月18日，事态进一步升级，门诊收费处三台微机被砸烂，数万元收费现金被抢，正在岗位工作的医务人员遭殴打，一名医生、五名保卫科员工受伤，其中两名保卫科员工为重伤，现正在邢矿集团总医院抢救。
对于艾滋病患者刘显红和显德汪医院所谓的医疗纠纷事件，邢台市公安局、矿山分局及派出所做了大量的工作，制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根据10月17日、18日的滋事行为，完全可以按群殴事件定论，但因犯罪嫌疑人为艾滋病患者，在全国尚属首例，无法对其采限取有效的强制措施，而且刘显红对打砸抢劫、打伤人员大包大揽，致使传唤取证工作极为困难。
二、原因
刘显红在诉状中自称：1995年8月26日凌晨3点从家中出发，至6时许在显德汪矿医院生一女婴。显德汪矿医院经反复核查，没有住院记录，包括住院收据存根、病历在内的任何资料，也没有输血的问题。刘显红向法庭提供证据也仅仅是当日值班医生白申庭在其准生证上的签字记录。
刘显红之所以提起所谓的病因与显德汪医院有关的诉讼要求，不排除把国有企业作为唐僧肉、吃大户的因素。也与2004年7月艾滋病人贾学府(化名，见前文——记者注)讹诈邢台矿集团总医院有关，当时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为息事宁人，迫于压力，接受市桥西区法院主持的调解，以赔偿38万元而告终。这一事件起到了很坏的负面诱导作用。
三、建议
艾滋病患者刘显红及其亲属多次扬言要扩大事端，越级群体上访，借助于媒体进行曝光。刘显红本人及亲属还手持盛有血色液体的注射器，威胁医院领导及工作人员，甚至威胁前去劝阻和维持秩序的警务人员。为此，建议市政府领导高度重视此事，协调沙河市委、市政府和邢台市公安、卫生等有关部门，采取断然措施，尽快妥善处理解决此事。
不知道，在未来的日子里，邢台的一些医院，会不会再次上演类似的艾滋病人“打砸抢劫”事件呢？
“越来越多的人出现共同的情况，即‘治病——输血——被发现感染艾滋病’，如果政府对此不狠下决心认真彻查，这样的‘打砸抢劫’事件还会发生！”陈英可律师非常痛心地对记者说。
李黔冀对记者说“邢台艾滋病人至少有200多人。”
是不是呢？
记者看到，去年8月，中央电视台的一则报道是这样说的：2003年年初，邢台市辖的沙河市被卫生部确定为全国首批51个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之一，在邢台市卫生局的几份汇报文件中，记者得知：河北省1989年发现的第一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就出自邢台市，而到2003年11月，邢台市已发现63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疫情涉及8个县市区，仅2003年就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0例，疫情呈明显上升趋势。而在记者看到的几份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报告中，这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无一例外都曾因病在医院输过血。而报告中也无一例外注明，医院用来输血的血源不详。
那么，邢台的艾滋病与血液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邢台的血液管理是不是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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