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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福建某医院针灸中心的主任医师一边为患者进行医治，一边给生讲解。
11月3日，卫生部部长高强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全国的医疗机构每年为20多亿人次提供医疗服务，即使做到99%的和谐，只有1%不和谐，那也意味着2000万人次不满意。而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是主导方面。
高强部长的这段话可谓非常及时。前段时间，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对全国270家医院的调查显示：73.33%的医院发生过病人及家属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76.67%的医院发生过患者及家属在诊疗结束后拒绝出院且不交纳住院费用……医患关系已经成了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在记者与医疗工作者的交流中，很多人都指出，医务人员是医患和谐的首要因素。国外医生在这方面有很多经验可供借鉴。
培训：外国医生更扎实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魏岗之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长老会医院进修，谈到中外医生差别，他举了个例子：在美国，一个医生要想取得神经内科专科医生的执照，从医学院毕业后先要在大内科轮转实习，然后到与神经内科相关的辅助科室实习，再到神经内科干3年，才能取得专科医生考试资格。此时已经是毕业五六年以后了，但还是得通过考试才能取得专科医生证书。而中国的情况是：5年本科教育前4年学基础知识，最后一年到各科轮转。毕业后学生被分到哪个科，就在那里干下去，更具体的专科知识到科里再学。
曾在英国威尔士大学附属医院做过交流学者的北京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常建民告诉记者，国外的医生培训全国统一，只要达到主治医师水平，到哪里都是这个水平。而中国的医学教育院校差别大，地域差别也大，一家医院的主治医师可能不如另一家的副主治医师。而且，医生从业后几乎没有再教育体制。这些都导致中外医生在理论和对疾病认识上的差距。
技术：中国医生临床经验多
说完培训，自然要谈到技术问题。专家们认为，中外医生各有千秋。
哈佛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卢春玲告诉记者，她感觉，美国的医生在病情判断上更倚重具体的操作规程和仪器检查结果。例如，她的一位朋友有妇科病，在美国做了大量检查，一直没找到病因，后来回国把症状讲给一位做医生的亲戚听，这位亲戚根据临床经验，一下就指出可能是什么病。朋友回美国后一检查，果然是这种病。魏岗之教授也遇到过一个从美国回来看病的女士。她因为上眼皮下垂，被新泽西州的一所医院诊断为重症肌无力。但魏教授和同事发现，患者以前做整形手术时在额头注射了肉毒素，这才是眼皮下垂的原因。他认为，国内医生见得多，临床经验丰富。而在美国，像重症肌无力这样的病，一个医生可能几年也见不到一例。
不过，虽然中国医生在临床经验、技巧上好一些，但常建民大夫认为，由于国外医生根基打得牢，后期培训到位，所以，他们对于领域内疾病的认识往往比中国医生深刻。魏岗之教授还指出，美国医生会对病人进行长期追踪和随访，这便于整理资料进行统计，对疾病的发展进行了解。这些对于解决疑难病症以及推动医学研究，无疑更加有利。
态度：中国医生有待改进
在医患关系中，医生的态度是非常关键的。本报驻日本记者对在国内看病的一个总体印象是：很多医生对病人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一些医生还会显得不耐烦，根本不解释病情，只告知结果。她曾领着亲属去一家大医院看病。医生说是脚部感染导致脉管炎，必须截掉半条腿，然后就不再解释了。结果亲属半信半疑，第二天从医院逃跑了。其实，医生的诊断没错，后来还是进行了截肢，但这件事说明了医生与患者交流时方式、态度的重要性。常建民大夫最大的感受是，国外的医生把患者当成平等的人看待，甚至对他们来自己这里看病抱有感恩之心。而国内的很多医生把病人"看低了"。他告诉记者，在英国，医生看到患者进来，都会站起来问好、握手并且做自我介绍，而不是像国内很多医生那样冷冰冰地直接问病情。事后，医生会主动解释治疗方案，告知复查时间。
其实，对病人更大的尊重来自交流。在国内，患者大多是被动的，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但在日本，医生讲解病情时会非常细致，甚至一遍又一遍，直到病人和家属完全理解为止。而对于一些说出来不雅的生理现象和难以治愈的病症，中国医生通常会直接说出来，日本医生则会选择一些委婉的表达方式。常建民大夫和卢春玲研究员进一步指出，在国外，如果患者对诊断存在疑问，医生一定会耐心地听完，然后说："我的看法是……"绝对不会"纠正"甚至打断。这种平等的交流，对促进医患和谐有很大帮助。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流行病学教授张孔来谈到对患者的尊重问题时举例说，在国外，医生对艾滋病的传播途径非常清楚，知道普通接触不传染，所以看病时不戴口罩，不穿隔离衣。而在中国，尽管很多医生了解这个病，但还是会戴着手套给病人查体，这对病人来说，无疑是很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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