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深刻地启发了我:外事无小事。一件看来似乎不起眼的工作,做好了,就可能成为中日关系的积极因素;做不好,就可能化为中日关系的消极因素。我们每天辛苦工作,其实不就是在努力增加中日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化减其中的消极因素吗!)
一祸从天降
1998-2002年,我在驻日使馆从事领事保护工作。时值日本一些媒体热炒中国人犯罪问题。就在这样一种背景下,2000年3月,在日本山形县发生了一起中国人特大杀人抢劫案:三名中国人在日本人同伙的指引下,大白天闯进该县某镇一个古朴的农家大院打劫,将女主人一刀捅死,将闻声而至的长女刺伤后用胶带封嘴并捆绑在椅子上,然后抢掠而去。事件迅速传遍日本列岛,引起不小的震动。
死者的丈夫叫佐藤彰。佐藤有一个姐姐叫关口良子,姐夫叫关口雄志郞。突如其来的巨创如五雷轰顶,一度击碎了他们的生存希望。但惩凶慰灵、追讨正义的信念,顽强支撑着他们奔走上访,追问办案警察,游说国会议员,并屡催日本外务省向中国政府抗议,讨个“说法”。然而情理终要屈就现实,由于此个案不具备两国政府间交涉的条件,他们频遭外务省冷遇。但他们反复上访外务省中国课,该课的一位官员无奈中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给使馆打来电话,请求我们出面接待一下关口一家,帮助作些安慰工作。
外事无小事。放下电话我即报告了领导。经研究决定,鉴于当时中国人在日犯罪问题严重,影响较坏,为做日本民众感情工作,可以接待。就这样,我和同事在使馆内约见了关口一家,倾听了案情介绍,对他们表示同情与慰问,并就少数中国人在日犯罪问题,表达了我们的高度关注以及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此后我们还通过其他方式做了一些抚慰工作)。关口一家内心长期郁积的悲痛及承受的冷遇,在我们的热情与真诚抚慰下,顿时化作感激的泪水。他们在迈出使馆大门时,握着我们的手说:“中国政府比日本政府有责任感,有人情味!虽然事件摧毁了我们一家对中国的好感,但你们的真诚帮助又使我们恢复了理性和面对现实的信心……。”
从那以后,关口一家经常与我们联系,讲述案件进展,倾诉心中感受。虽然我们将关口一家视为工作对象,而她们却把我们当成了某种精神依靠。友谊,就这样在友善的互动中建立起来......。
二谢罪之旅
时光荏苒,2002年4月我任满回国。行前,关口良子几次在电话中哽咽着表达惜别之情,承诺将来到北京看我。出乎意料的是,不久后在北京的重逢,又衍生出一段题外故事!
同年8月,关口一家如约来到北京。见面后,提出了一个令我意外的要求:希望参观泸沟桥和抗日战争纪念馆。
原来,良子、佐藤的父亲曾是侵华日军。佐藤特地带来了父亲的遗照---一张持枪站在河北省张家口日本特务机关门前的照片。佐藤说,半个世纪前日本军队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他要替父谢罪。我带他们去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抗日英烈大厅内,佐藤从怀中取出父亲遗照,摆在大厅中央纪念台前,恭敬地双膝跪地,双手合十,低首默哀,然后伏拜三次,以这样的方式,替父亲向中国人民谢罪。佐藤还特地请我将他跪拜的情形拍了下来。
关口一家还游览了深邃威严的故宫,雄伟壮观的长城和古静幽深的明十三陵。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震撼了他们的心灵,也唤醒了他们心中曾一度冰冻了的对中国的好感。就在同年12月,关口一家再次到北京看我,时逢大雪,使他们的户外活动受阻,但他们却甘愿呆在宾馆里与我一聊就是半天。在关口一家人的心目中,中国已成为他们心中的第二故乡,我也成了他们特别亲近的人。
三心系中国
裁判所对案件的审理不断取得进展。每次开庭,关口一家都要到庭旁听,而佐藤则作为受害人经常出庭接受质询。此案也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佐藤每次出庭,都要承受巨大的心理折磨:面对被告席上的杀妻仇人,他必须控制狂躁的仇恨与愤怒。而且据说被告席上的中国凶手认罪态度很差,甚至摆出一副无聊的玩世不恭相。尽管如此,有一次佐藤在法庭上陈情时竟然这样说:“……在日本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是守法的,也有很多善良的中国朋友同情、支持我;少数中国人犯罪的背后,往往有日本人的组织和策划,这些日本人是最该严惩的罪魁祸首……。”
佐藤的这番话被《每日新闻》报道了。在当时日本媒体正恶意炒作中国人犯罪问题的情况下,一个内心隐埋着巨大悲恸与愤怒的受害人,能约束感情冲动,在法官和媒体面前,为中国人说出这样的公道话,不由令人肃然起敬。他不过是一介平民,却比那些动辄散布反华排华言论哗众取宠的无聊政客们伟大许多。佐藤何以做到如此理智与客观?我想应该归因于他一家人与我们的交往,以及从中培育起来的对中国、中国人的好感吧。
关口一家对中国的事情很关注,连日本媒体对北京房地产市场走势的评论文章,都会剪下来寄给我。“非典”肆虐北京时,日本一些媒体指责中国政府应对不力,良子为此鸣不平,专门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虽然日本媒体嗡嗡嘤嘤,说三道四,但我相信中国政府是尽力工作的!”
2004年我被派到福冈总领事馆工作,到任一年多时间里,关口一家三次从东京来福冈看我,还不时寄来一些土特产,要我与同事们共享。最近他们又提出,希望每年将自己节余的生活费捐出,用于资助北京近郊的贫困学生。
关口一家,由于亲人被中国人杀害而对中国生恨,其后由恨而爱,最后到积极为中国捐款,如此巨大的转变,实在是我始料未及!当初出于工作考虑的一点点努力,竟会派生出这么多故事,产生这么多“效益”。这件事深刻地启发了我:外事无小事。一件看来似乎不起眼的工作,做好了,就可能变成中日关系的积极因素;做不好,就可能化为中日关系的消极因素。我们每天辛苦工作,其实不就是在努力增加中日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化减其中的消极因素吗!
(福冈领馆 首席馆员 窦忠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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