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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之初，“苏联专家”在中国绝对是个热门词汇。在新中国重建国家的过程中，数万名苏联专家不远万里赶来支援，在中国许多重大工程的背后，都有他们的身影，而这些倾注着他们汗水与心血的工程，至今仍在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着贡献。
希格乔夫、米尔采夫：建设一汽的功臣们
1950年，毛主席访苏时，斯大林提出苏联可以援建中国一个汽车厂。对于这个承诺，中方很是兴奋，立即着手筹备，并一度把厂名拟定为毛泽东汽车厂。苏联方面落实承诺也很快，当年年底，苏方就派专家小组到达北京进行接洽，并确定由苏联斯大林汽车厂对中国提供具体技术支持。
1953年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在长春选址奠基，不久由希格乔夫率领的苏联专家团就来到了长春，开始了援建一汽的岁月。在一汽的建设初期，工人大多是刚从农村出来的农民工，不习惯机械操作，于是他们拿起自己熟悉的扁担，用土筐挑土，干得热火朝天。看到这种局面，苏联专家米尔采夫很焦急，他特意跑来问工区主任为什么不使用机械，主任却说工人都抱怨机械效率不高、浪费柴油，还不如人力干得快。这让米尔采夫感到很困惑，后来经过一番调查，他终于搞清楚了原因，原来在中方的施工计划中不同机械之间缺乏统筹，比如起重机只要10分钟就可以将材料吊完，而汽车运送材料却要20分钟，起重机在吊完一车材料之后，要等10分钟才能开展工作。于是，米尔采夫亲自帮中方制定了周密的施工计划，使不同机械间能够密切协作。在米尔采夫的安排下，闲置的机械又重新发动，结果不仅工期缩短了十多天，成本也节约了不少。
进入汽车制造阶段后，斯大林汽车厂干脆抽出100多名专职人员、组织20多个设计单位，成立了“第一汽车制造厂管理处”，几乎所有技术工作，如提供技术图纸、工艺设计等都由该厂包办。另外制造汽车需要的机床和其他设备，基本上也是由苏联提供。为了能将这些超重的设备运到长春，苏联人特意将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地基进行了加固。
在援建的过程中，专家们与中方工作人员结下了深厚友谊。苏联专家格拉斯托夫在进行技术指导之余，还特地拜一个中国篆刻家为师，向他学习篆刻。在即将告别之际，很多一汽职工都收到一张卡片，鲜红的“格拉斯托夫”几个大字印在以解放牌汽车为背景的卡片上，分外醒目，很好地体现了苏联专家的感情。
科洛略夫：是是非非三门峡
在河南山西交界的地带有一个名叫三门峡的狭长峡口，黄河在经过河套九曲蜿蜒之后，奔腾的河水被峡口所阻，水势顿时升高，喷薄而出的气势也更为惊人，当地人于是将峡口分三段命名为“人门”、“神门”和“鬼门”，三门峡由此得名。
人们在惊讶三门峡水势的同时，很早便设想在此处设坝，治理水患并发电。国民政府和日本人都曾经来此考察，但都无果而终。新中国成立后，治理黄河水患的问题再次提上议事日程，但是水利部门对于是否在三门峡建坝存在着巨大分歧。于是，中方决定向苏联专家求援。1954年1月，苏联水利专家组来华，在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副总工程师科洛略夫带领下，中苏专家一百多人历时近半年，沿着黄河进行了大勘查。结果，科洛略夫认为三门峡是在黄河上修坝的最佳场所。正是由于苏联专家的意见，中方最终决定在三门峡建坝。依照规划，三门峡水库建成后收益十分可观，在设计中，三门峡水库将蓄水至350米的高程，整个水库将容纳360亿立方米的水，如此一来，几千年来黄河下游的水患将得到彻底治理。
在苏联专家看来，三门峡水库太像苏联的第聂伯河水电站了，苏联专家来考察时，总是称呼三门峡为“中国的第聂伯”。所以苏联专家看到三门峡分外亲切，事实上对于修建这种规模的水电站，他们也十分在行。但是黄河与第聂伯河不同，它泥沙含量是十分惊人的。遗憾的是，苏联专家虽然对三门峡上游泥沙含量做过考察，但却没有重视这个问题。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个被有意无意忽略的问题，导致以后的三门峡水库问题重重。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1960年三门峡大坝建成，开始蓄水分洪。就在这一年，潼关附近的渭河流段大淤，淹没大量良田，随着库区水位不断提高，自三门峡至潼关一线的峡谷完全被泥沙淤积，国家不得不对三门峡水库进行新的改建，以减少淤积。正因为如此，时至今日，苏联专家在三门峡建坝的建议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迪托夫：汗水洒满天山路
在今天，新疆已成为我国最大的棉花产地，在这个农业工程的建设过程中，依然有着苏联专家的贡献。
上世纪50年代，新疆和平解放以后，驻留新疆的解放军官兵多数转为建设兵团，分赴天山南北进行屯垦。当时一部分军队来到天山北麓玛纳斯河流域进行开荒，面对如此广阔的农场，建设兵团不知道应当选择怎样的适宜作物。在兵团的要求下，一位名叫迪托夫的苏联农业专家来到了新疆。在考察玛纳斯河流域的气候、土壤等情况之后，迪托夫建议大量种植棉花。这个建议让兵团领导十分诧异，因为玛纳斯河流域位于北纬42度以北，而当时一些外国专家断言，北纬42度以北是棉花生产的禁区。事实上，在迪托夫来之前，兵团也试种过棉花，但是亩产量只有可怜的二十来公斤。眼见兵团领导不信，迪托夫笑着说要立下军令状，他对兵团司令员说：“如果司令员能够保障每亩地能有1500公斤的肥料，那么我就能保证亩产能够突破200公斤。”
1953年1月，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将军与迪托夫签订了植棉合同。签订合同之后，迪托夫马上放手大干。1953年的春节一过，迪托夫立即将兵团的建设骨干组织起来，进行植棉培训，他不仅亲手编订教材，而且当起了教师，手把手教学员种植棉花。
迪托夫还常常出现在田间和农机站，检查农具和种植情况。有一次，他看见工人割苜蓿很慢，就要求工人去装一个扇镰，工人们口头答应了却不行动。迪托夫对此很不满意，到了中午，人们发现他失踪了。正当大家焦急寻找的时候，只见迪托夫背着一个很大的扇镰回来了，在3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迪托夫满头大汗。只见他迅速装上扇镰，双手高举，现场演示起来，他操作十分熟练，扇镰飞转，大片苜蓿被齐根切断，看到大家惊讶钦佩的眼神，迪托夫开心地笑了。
在迪托夫的主持下，1953年玛纳斯河流域的棉花生产获得了空前丰收，一些地方棉花亩产量达到了208公斤，迪托夫实现了自己的豪言。在此后的时间里，迪托夫把全部精力都集中在玛纳斯河流域的棉花种植上面。接连3年，兵团的棉花都获得了丰收。在兵团收获丰收的时候，迪托夫却要离开中国了。1955年的秋天，玛纳斯河两岸棉花吐蕊，在一片白色的海洋中，迪托夫匆匆回国，将一片丰饶的土地留给了他的中国同事们。
自上世纪50年代初期到60年代初，为援助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苏联援华专家曾多达数万人，这些“外来的和尚”依靠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巨大的热情，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尽管出于政治、民族等种种原因，他们的援华岁月未必全是鲜花满地、一帆风顺，但中国人对他们带来的援助却并未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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