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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
6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继续加速，使经济增长过热的趋势愈加明显，已经出现了“十五”以来第二波投资过热(第一波投资过热出现在2003-2004年)。相比上一次，新一波投资过热范围更广且呈现一些新特征，而消费增长仍然偏低，物价增长更为温和，同时，出口增长继续温和调整。因此，新一轮经济过热的投资驱动型特征更加明显。要高度重视投资过热所带来的各种结构失衡问题，它不仅将影响宏观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而且也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产生明显的障碍。
出现第二波投资过热
今年二季度投资在一季度强劲上升的基础上继续加快，6月份50万元以上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首次突破1万亿元，达10924.88亿元，同比增长33.9%，为两年多来的最高增幅，比上月和上年同期分别加快1.8个和5.1个百分点,持续地处于过热增长状态。
今年以来的新一波投资过热范围更广及呈现一些新特征。
首先，投资过热涉及的行业和区域范围更大。2004年上半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今年上半年为31.3%，两者差不多，但今年上半年制造业投资增长(38.6%)略低于2004年同期，而增幅超过40%的行业数达21个，占行业总数的2/3强，比2004年同期多4个。另外，投资热呈区域性变化及更强的扩散趋势。2004年上半年投资最快的是西部地区，今年上半年投资增长最快的地区是中部地区，增幅高达42.1%，比全国平均增速快10.8个百分点，比东部和西部分别快15.2个和7.7个百分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上半年中部地区投资增长比2004年同期快7.1百分点，相反东部与西部投资增长相比于2004年同期均要慢些，这说明新一波投资过热“热在中部”，或者讲，相对于上一波投资增长，投资热出现更为明显的区域扩散态势。对这样的一个新变化应该予以充分肯定，其对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差距是一个好迹象，也就是说中部投资明显加速有很大的合理性，这源于中部作为重化工业原材料基地的地位更为突出及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相比于2004年同期，今年上半年投资增长超过35%的省份增加，今年为15个，比2004年增加了3个。
其次，住宅投资再次明显升温，且呈全国性蔓延趋势。1-6月累计，全国共完成住宅投资(房地产开发统计口径)5317.92亿元，同比增长28.2%，比上年同期加快6.9个百分点，而今年上半年全部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24.2%)比上年同期仅微升0.7个百分点。这也说明新一波房地产热与上一波有所不同，主要集中在住宅投资上，而且呈更为明显的区域扩散趋势，一是沿海地区热点由一个(长三角)向京津地区和广东扩散，形成三个房地产高热地区，北京和广东这两大新的房地产高热地区，房价随之大幅上涨；二是与一季度相比，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住宅投资升温比东部地区更为明显，上半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住宅投资同比增长45.6%和37.4%，分别比一季度加快6.1个和6个百分点，而东部地区仅加快3.5个百分点。
要高度重视结构失衡问题
当前投资高增长在区域和产业上都有合理性，在产业上的合理性表现为结构升级型制造业的投资快速增长(如通用设备制造业、专业设备制造业等装备工业的投资进入加速增长期)，而区域上的合理性表现为中部地区投资进入加速增长阶段。但近阶段投资增长水平过高及所带来的结构失衡问题加重，对中长期宏观经济稳定增长是一个很大的隐患，需要高度重视，并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抑制投资过热、优化投资结构，使我国经济保持长期健康发展。当前投资的持续过热所带来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持续过快的投资增长将加剧一系列的经济结构失衡问题。
首先，经济增长对投资的过度依赖，导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衡，将影响中长期宏观经济增长的稳定性。1981-2002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9.9%，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5.5%，投资增幅比消费增幅仅快30%。而近几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衡扩大，2002-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6.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1.8%，投资比消费增长快1.3倍，今年上半年投资过快消费偏慢的格局继续保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9.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2%。投资持续过快而消费持续偏慢的后果是：投资与消费之间循环不畅，即高投资缺乏消费的支持，高投资增长将会很不稳定，当高投资无法持续并出现明显的向下调整时，消费增长不足将会变得更加严重，可能引起宏观经济的剧烈波动。
其次，现有格局下投资持续过快意味着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将会被大大延缓。持续的投资过快增长如果不经过合理的调整，将会使落后低效的产业和企业被人为保护，产业结构调整因缺乏必要的市场压力而难以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将会被大大延迟。在高投资的支持下，市场利润率的合理调整将受到阻碍，一些技术含量低、高耗能的市场低效的生产能力得以保持，如“五小”将会继续有市场，死灰复燃，这明显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
三是新一轮投资过热在短期有减少产能过剩压力的功效，但中期将加大产能过剩的矛盾。在现有的体制、机制条件及市场环境下，产能过剩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上一期所形成的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本来可以借助市场的合理调整(一种偏紧的市场环境)将落后的产能加以淘汰，并同时抑制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继续增长，但今年以来投资的再次加速增长短期使产能过剩问题被弱化，即产能过剩矛盾被掩盖，许多产能过剩且为高耗能的产业投资重新加快增长，这不仅会加大下一期产能过剩压力，而且与减少能源和环境污染形成很大的冲突，如上半年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主要是水泥工业)投资增长43.7%，比去年同期和全年分别加快32个和17.1个百分点；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投资增长32.7%，比上年同期加快4.3个百分点。产业结构升级不明显及增长方式转换缓慢的情况下，高投资意味着高耗能，要想实现提高能源效率的目标将十分困难。四是高投资低就业将扩大居民的收入差距，导致中长期消费不足。投资高增长如果伴随着高的就业增长，那么，新投资不仅增加了新的生产能力，而且会创新更多的消费能力，结果是高投资带来高消费，但我国最近几年的经济运行态势是高投资增长伴随的是低就业增长和偏低的消费增长。实际消费增长水平比前几个周期增长偏低2-3个百分点，而投资却偏高很多。如果高投资增长伴随着高就业增长和高消费增长，那么通货膨胀率将会上升，但由于宏观环境的变化，也不易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是由于投资效率偏低的问题或者是由于投资所形成的分配机制问题，偏少的份额转化为工资，而多数的份额转化为资本收益，且被少数人获得，因而投资高增长又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致使社会整体的消费能力被削弱。所以，当前遏制投资过快增长，也是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有利于消费增长的稳定。
另一方面，近几年，在总体投资过热的形势下，投资内部结构失衡问题也十分突出。表现为：(1)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投资过多而公共服务投资严重不足。2004和2005年，城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36.3%和38.6%，今年上半年增长38.6%，制造业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全部城镇投资，相反公共服务投资增长严重偏低，如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的投资，2004年增长11%，2005年增长12.2%，今年上半年增长也仅上升到23.1%，占全部城镇投资的比重由2003年的4%下降到目前的仅2.9%。(2)城市建设中基础设施等“硬件”投资增长过快而“软件”(社会服务)投资严重不足。城市基础设施(修路、广场等形象工程)投资长期保持高速增长，而城市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相对较慢，2004和2005年城市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分别增长18.1%和24.6%，明显偏低，比重下降，今年上半年增幅加快，比重下降的趋势得到一定遏制。(3)房地产投资中耗能型建筑过多而节能型建筑偏少。据相关资料显示，目前我国高耗能建筑占90%以上，因此，房地产成为降低能耗的重要行业之一。房地产投资长期过度增长不仅不利于相关重工业(钢铁、水泥)的产业升级，而且增加了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压力。就钢铁行业来讲，其60%以上的钢铁产量是为了满足房地产需求的，房地产持续保持过高增长水平，便意味着市场对钢铁的大量需求主要表现在数量上而不是质量提高上(房地产对钢铁的技术要求低)，在高利润和高需求的条件下，钢铁行业产品升级的动力便不足，也就是说，过度刺激和保护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不仅潜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和经济增长不稳定性，而且会阻碍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并由此导致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压力增大。
建议“小步多次”升息
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来解决投资过热以及其所带来的结构失衡问题。
首先，运用市场、法律及必要的行政手段，使过高的投资增长率明显下降。要更大地发挥货币金融政策对抑制投资过快增长的作用，如采取“小步多次”的升息策略，每次将基准存贷款利率提高0.25个百分点，抑制货币需求；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可根据情况继续定向对商业银行发行票据，有针对性的收缩流动性；根据产业政策导向和市场形势变化，加强和完善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同时，严格土地管理及提高市场准入门槛(技术、节能和环境等标准)等来坚决抑制新开工项目增长。
其次，优化产业投资结构，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一方面，遏制投资增长要对结构作出区分，即重点是遏制房地产和制造业的过度投资，而对城乡公共产品的投资则应该要积极增加，并要积极支持产业升级型投资。增加政府对公共部门的投资，将通过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及置换出居民和企业的负担(因国家对公共投资不足，公共部门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居民和企业的负担)，从而在降低公共服务价格和增加居民收入两方面促进居民消费的增长，改善投资与消费结构。另一方面，继续加强对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推进符合国情的住房建设模式和消费模式，抑制房价过快增长，促进房地产合理调整。
三是利用当前经济发展的有利时机，加快各项体制改革和提高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中重点是推进财税体制、收入分配体制、垄断行业等方面的改革，尽快改变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过强干预，同时，提高各级政府的公共管理水平既能增加企业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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