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骇人的“卖儿广告”贴于广州市番禺区市桥镇大北路,红纸黑字,十分醒目。
昨日中午，记者打通该广告所留的电话,对方是一中年女子。
记者问:“男孩,女孩?多大?是你亲生的?”对方答:“男孩。一岁零两个月。是我亲生。”“为什么要给人抱养?”“我老公得了脑瘤，急需钱治病。”
是真是假?记者假扮抱养者，来到市广路边的一家中西门诊部,与声称卖儿者见了面。
“卖儿治病,至少都有活路”
卖儿者自称为两夫妇,男的躺在病床输液。他们衣着寒酸，均穿着塑料凉鞋和皱巴巴的裤子。
据两人提供的身份证、结婚证显示,他们来自四川渠县清溪场镇渌沼村。男的叫董兴春，1969年生;女的叫杨芳,1975年生。
两人一直在外打工,2000年5月,经老乡介绍结婚。当年,生下一女。去年5月,又生下一儿。
今年7月初,在番禺打工的董兴春突感头部不适，头晕、头疼,听力、视力下降,手脚发麻。董以前也偶有头疼,但每次吃点止痛药就对付过去了。这次明显不一样,董感觉自己生了大病。但外地医药费太贵,他就回老家医院做了检查。7月10日,经四川达县人民医院检查,他得了脑瘤,有三粒蚕豆大小。医生告知,要动手术,越快越好。
四处筹钱,可亲戚朋友都是农民,也穷,怎么筹也只能筹到万把块钱。7月28日,二人黯然回到番禺。
为确诊,他们拿着检验单去了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医生再次确诊,是脑瘤,一定要手术治疗,花费预计近10万元。但他们没钱。借是借不到了,找过一些政府部门,都说这种事没法管,“没有这种救助站”。
于是,医生在诊断书上写下:“病人经济困难,暂不能入院,有脑病突发死亡可能。”“今天来打点滴是为消炎,缓解一下病情”,杨芳向记者解释。这几天,董的病情加重,视力下降,要摸索着上厕所;听力大减,要靠近耳朵说话才听得清。
如果再没钱开刀,就等于等死。
万般无奈之下,他们想到了卖儿。“我们也知道卖小孩违法。但我们实际上只是想治病救命。用小孩来保我老公的命,至少大家都有个活路。”杨芳一边说,一边抹眼泪。
“谁舍得卖自己的小孩啊?”
在老乡的帮助下,董、杨夫妇于大前天晚上,在市桥匆匆贴了二十来张“卖儿广告”。
有几个人来了电话,但至今没人上门。每来一次电话,杨芳都要大哭一场。
儿子取名董志天,去年端午节辰时出生,还没上户口。“唉,也许是八字不好,名字不好。名字可能取得太大了。”夫妻俩怨命。
在没见到小孩之前,记者仍然保持着抱养者身份,没作太多表示。
“这真是我们的亲骨肉啊,一岁多了,能到处跑。我们可以做检验出证明的。”二人神色悲戚地捂住眼睛。杨芳则打听了一下收养者的家庭条件。
记者提出看看小孩。董兴春也刚好打完点滴。于是,夫妻二人一高一矮地互相搀扶,带着记者走向几里外的左边村住所。
村口小巷里,小董志天正被老乡带着。看见爸爸妈妈,蹒跚着跑了过来,很可爱的样子。杨芳一把抱住他,眼泪又出来了。
至此,记者方才相信董、杨二人所言不假,于是表明了身份。
没想到,夫妻俩一听说,顿时激动得嚎啕大哭起来:“谁舍得卖自己的小孩啊?媒体也在关注我们,太谢谢了,太谢谢了。”
连他们的老乡也在一旁陪着掉眼泪。
“得了大病就没了出路”
现在主要是钱的问题。“我们农民工,得了大病就没了出路”,董兴春认为。
夫妻俩的上代也都是农民。只能供他们读完小学。但现在,老人们岁数大了,要靠年青人。
14年前,董兴春走上了社会,托老乡在福州一家造纸厂卖苦力,“没技术,没特长,一个月才五、六十块钱。”后来,他工作稍许稳定些,当建筑模板工。也是重体力活。“累倒没什么,问题是难挣钱,干了10多年,现在一个月仍然只有几百块钱,只够糊口”。杨芳则在老家一家丝绸厂工作,后来又去了一家工艺厂,做竹编,”每个月同样只有几百块。”
收入很低,他们还不得不在外流浪,杨芳就是在福州市新店附近生下董志天的。“那边不行,才来到番禺”,“不得不出来,家里没地,房子也倒了,只是退耕还林时有一点补助”。
积蓄少得可怜,一生病,钱就像水一样流光了,“怎么治?一项核磁共振的检验费都要一千多块”。并且,董、杨夫妇目前最基本的生存都渐成难题。他们寄住在老乡董淇升家,左边村(很拥挤的城中村,手机信号时有时无)义门16号,一间包括卫生间也只有7平米的出租屋。还好有个阁楼,董淇升夫妇住在上面,董兴春夫妇则铺了个席子在地下。这里只能放下那张席子,记者根本无法进门,只能站在门外的巷子边,采访记录。
“我们没法帮他,只能帮他贴贴抱养广告。”董淇升摆地摊,收入也仅能糊口。
“志天放在老家让外婆带了6个月,半年前才出来。外婆和他的感情很好。出门前,他外婆还交待我们,一定要好好带志天,千万不能有意外!可是,可是……如果这样,我们怎么回去见他外婆呀?”
说到这里,夫妇俩又是一阵抱头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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