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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一去不复返了。有些令人额手称庆，有些则让人扼腕叹息。但无论如何，都值得记上一笔。
邻居——消失时间：上世纪90年代
《疯狂的石头》开篇中，“道哥”伪装成搬家公司大摇大摆进行盗窃的镜头，取材于当前社会中邻里关系冷漠的现实。商品房的出现，改变了数千年来邻里间互相熟悉、知根知底的格局，也改变了“远亲不如近邻”的谚语。社会中广泛的信任缺失，使得自我防范这堵墙，封住了睦邻这扇门，对自身隐私的注重，又进一步关上了长相往来这扇窗。
单位——消失时间：上世纪90年代
在单位这种团体内，团体对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巨大的控制力。从前，基本上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全部都需要通过单位解决；而其它的恋爱、结婚、离婚、生子、出游买票、探亲访友，也全部需要单位同意，或者是单位出具证明。生是单位的人，死是单位的鬼，最多也只会是，生是A单位的人，死是B单位的鬼。
随着非公有制企业的大量增多，政府职能的转变，各项社会改革的实施，单位这个词已经开始与人们的生活渐行渐远。而人与单位关系的疏远，事实上反映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个人与体制关系走向多元化的大趋势。
诗人——消失时间：上世纪90年代
2005年在山东省泰安市举行的第十九届世界诗人大会里，青年诗人的身影几乎完全消失，尽管我们今天常常还会在地产商们的热闹派对上看到诗人有点猥亵的面孔，但这一切彷佛也印证着“中国诗歌已死”的悲观论调。诗歌在经历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流行后，相对小说、散文、评论而言已经严重边缘化。历史上做一个诗人是神圣的、浪漫的，而今天，隔壁有个诗人就变成了个笑话，经过王朔的演绎，“诗人”这个词开始被用来隐讳骂人。生活节奏的加快、社会关系的日益繁复造成的社会整体心态的浮躁和诗歌个人化话语倾向严重造成的作品过分干涩、苍白，是诗歌开始远离人们生活的外部和内部的重要原因。
改革家——消失时间：上世纪90年代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大量的勇于创新大胆突破的改革名人出现，按照中国传统的把“者”敬称为“家”的习惯，“改革家”成为媒体各种报导中大量出现的常见词语。随着上世纪90年代后期改革的逐渐深化，改革的重心从经济改革转入政治改革，进入攻坚战阶段。“改革家”这个词的逐渐消失，折射出当前阶段改革的状态，也反映出社会的日趋平稳。
特区——消失时间：上世纪90年代
特区最初指1979年后被划为改革试验田的深圳、厦门、珠海、汕头4个城市。当时国家赋予特区引进项目审批权、人员因公出国出港审批权、外贸出口权、外汇管理权及许多其它经济管理权限，并且在包括税收、外汇管理、银行信贷、劳动用工以及人员出入境等方面给予了很多的优惠政策。
现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从局部试验性的阶段向普遍改革推进的时代。搞活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与国际市场接轨，已经成为全中国的要求。经济特区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个称呼正在一次次“特与不特”、“特的新含意”的讨论中逐渐淡化。
公交售票员——消失时间：上世纪90年代(北京除外)
“各位乘客，您好！欢迎乘坐我们21路1333号车”，北京公交售票员劳模李素丽的事迹曾经被广为报导，成为宣传增强服务意识的榜样。公交售票员的主要职能是维护车厢内的秩序，防止逃票者的出现。在人的所有行为都必须处于严格管理下的年代，这个职位的存在非常合乎逻辑。
在可能会出现逃票者的担心并没有变成现实后，无人售票车的出现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公交售票员这个名词也正在逐渐远去。效率的提高、成本意识的加强、主动买票的自觉、对人的充分信任都体现着社会文明程度的进步。但，北京是个特例，这个城市有太多特殊职业、特殊政策与特殊景观。
收录机——消失时间：上世纪90年代
根据1988年的一本关于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报告中的统计，当时全国收录机的保有量超过一亿台。很多家庭，哪怕压根没有卡带用来播放，也都会在醒目的位置放上一台，理所当然得就如同在端午节一定要吃粽子。从“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广告中需要扛着的便携式收录机到很多年后的比卡带大不了多少的Walkman，收录机一直是摩登青年的最爱。而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带CD或DVD的音响系统和MP3。科技的进步，就这样静静地改变着时尚。
万元户——消失时间：1997年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有极少数的农民通过各种努力勤劳致富，家庭年收入超过万元，万元户因此得名。在当时，全国人民普遍不富裕，万元户不仅在农村，在城市也是高收入群体。经过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根据1997年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农村人均收入2999.20元，按照户均4.35人计算，平均户收入已超过万元，家家都成为万元户。万元户在失去原有的标杆作用后，成为历史名词。
倒爷——消失时间：1997年3月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为了缓解巨大的商品供需矛盾采用价格双轨制，利用计划内商品和计划外商品价格相差悬殊，进行倒买倒卖牟利的人被称为“倒爷”。这种行为被称为投机倒把。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经济水平的发展，市场产品的丰富，价格双轨制的消失，“倒爷”这个说法，也逐渐从人们生活中消失。1997年3月，刑法中取消“投机倒把”罪，只剩暂行了近20年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偶尔会像幽灵般熘出来进行小小的骚扰。
四川省重庆市——消失时间：1997年3月14日
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决定》：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就此四川省重庆市不复存在。重庆直辖市的建立，被赋予中心城市的历史使命，需要带动长江上游和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组织三峡库区开发性移民，保证三峡工程顺利进行。
直辖市地位对一个城市的诱惑力可以从下面的数字中反映出来：重庆市直辖6年后，GDP增长了1.7倍，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增加了2.9倍，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3.1倍，农民纯收入和城市居民可支配的收入增加了1.4倍，城镇化率增加了9.9个百分点。
皇家香港警察——消失时间：1997年7月1日
1969年4月，因在1967年香港暴动中的贡献，香港警察队及香港辅助警察队被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颁赠“皇家”二字。从此“别动，这里是皇家香港警察”成为香港警匪片中的经典台词。
1997年7月1日零时，五星红旗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会展中心冉冉升起，香港回归祖国。与此同时，香港警察部队换上了新的警徽。皇家香港警察称谓成为了过眼云烟。同这云烟一起飘散的是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不堪回首的屈辱史。
福利分房——消失时间：1998年以后
1998年我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文件出台，决定自当年起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建立住房分配货币化、住房供给商品化、社会化的住房新体制。福利分房这个词在使用了几十年后，成为了历史。
在福利分房制度存在的最后几年里，一方面缓解了许多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另一方面又成为很多“权势单位”为职工大发福利，劫贫济富的手段。因此，同许多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的事物一样，依然有人在愤慨，依然有人在怀念。
国家计委——消失时间：1998年3月
在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国家计划委员会”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2002年再度改名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沿用了50多年的“计划”的退场，就如同人们说的，“这是一个符号，但决不仅仅是个符号。”
邮电部、电子部——消失时间：1998年3月
伴随着这两个名词成为历史的，是一个新的部门的产生：信息产业部。
关于在当时组建信息产业部的意义，信息产业部第一任部长吴基传当时说，这是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不仅将对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于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
简而言之，这关系到中国在即将进入信息化社会的世界中的未来。
VCD——消失时间：1998年以后
从1995到1998年间，VCD机的销售量从60万台激升至1400万台。借助盗版盘片的普及，中国用户迅速跳过国外的录像带时代进入数码音像时代。虽然只是一种过渡性的技术，但却让大量的中国人在电影方面的视野开始与国际同步。
海南发展银行——消失时间：1998年6月21日
1998年6月21日，《海南日报》刊登中国人民银行公告，海南发展银行于1998年6月21日关闭。1999年1月16日，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为新中国第一家正式宣告破产的金融机构。在四大国有银行将陆续上市的今天，金融改革的路，依然漫漫而长远。
面的——消失时间：1998年12月23日
作为北京市治理大气污染紧急措施中的一项，1998年12月23日，北京数千辆“面的”在首钢被请进了化铁炉。
面的是微型面包的士车的简称，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应着“以低档车辆、廉价车费满足市民需求”的口号出现的最早期的出租车。曾经仅北京一地就拥有面的十万辆以上，在给市民提供着巨大的便利的同时，也给城市制造着严重的尾气污染。面的的土黄色的消隐，湛蓝的天空开始有了归期。
爱多——消失时间：1999年12月
上世纪末爆发的VCD大战中，爱多VCD是引爆战火的主要一方。
1996年11月，爱多以8200万元的价格在中央电视台播放以成龙为主角的广告片。
1997年5月，爱多大幅度降价，引发VCD普及狂潮。
1998年1月，爱多赢得央视广告标王，“真心英雄”广告播出，品牌知名度到达顶点。
1999年12月，中山市中院受理爱多破产还债案。明星代言、品牌形象广告、降价风暴、概念炒作、核心知识产权，爱多的历程，如同其它很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流星企业一样，留给后来者太多太多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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