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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届联合国大会13日下午通过决议，正式任命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潘基文为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当选可谓是众望所归，在联合国下一任秘书长的预选中，15个理事国中有14个国家对潘基文投了赞成票，只有一个国家表示了“保留态度”。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投弃权票的国家就是日本，日本外务省对此也已经默认。
日本政府一直表示支持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从亚洲产生。但对于韩国的潘基文参选却一直没有明确的表态。日本政府希望以支持韩国人竞选联合国秘书长作为筹码，通过这张外交牌迫使韩国在一些问题上做出让步，比如，缓和韩国卢武铉政府对日本的强硬态度。
日本和德国等四国争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提案，韩国是投了反对票的。日方的想法是，韩国明确表明支持日本入常的话，日本也将明确支持潘基文当选联合国秘书长。但是出乎日方意料的是潘基文当选的呼声越来越高，最后出现的是日本成为唯一一个没有投赞成票的国家，而且还是一个亚洲国家。这是日本外交的误判，结果造成被动局面。日本围绕联合国秘书长竞选展开的这一系列外交行动，突显了其外交的不成熟。
首先，在如何处理多边外交和双边外交的关系上，日本显然存在误判。联合国外交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和参与性最为广泛的多边外交的场合，“联合国外交”是各国开展多边外交的中心。日本战后的外交政策中的两个支柱就是日美同盟和以联合国外交为中心的国际协调。从这次日本的外交行动可以看出，日本将双边关系的问题带到多边场合，不仅让亚洲国家感到失望，而且也让非亚洲国家感到日本外交气度的“狭窄”，对于日本国家形象有很大的损害。
将双边问题带到多边场合，是日本外交活动常见的毛病。比如，日本曾经多次试图将朝鲜绑架日本人事件放入到六方会谈的议题中去。笔者并不是认为这个问题不重要，但是作为多边场合，六方会谈的主要目的是讨论朝鲜核问题。如果将双边的问题也带入会谈中，不仅会让会谈变得更加复杂化，而且还会分散各方的精力。可以说日本外交在处理双边和多边关系的时候，没有很好地认识到两者的区别，这是日本外交不成熟的表现之一。
如何处理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之间的关系，也是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日本的外交评论中经常出现关于“某某牌”的字眼，外交谈判经常是国家间讨价还价的过程，但是并非所有的外交都是即时即刻的等价交换，尤其是涉及到重大原则问题的时候。
自1971年联合国秘书长、缅甸人吴丹卸任以后，就一直没有亚洲人担任这个职务，此次竞选中，各国政府基本上都倾向于支持新任秘书长从亚洲产生，作为亚洲国家的日本应当尽早表明支持的态度，尤其是在日韩关系不好的情况下，日本更加应该率先走出这一步。这样不仅可以赢得亚洲各国的共鸣和尊敬，也将为世界各国所支持。然而日本只考虑到眼前利益，希望尽快推动安倍访韩的实现，所以其态度一直有些暧昧，结果弄巧成拙。日本的行为不仅让亚洲各国感到“寒心”，更使自己失去了获得长远利益的机会。
笔者不禁联想到日本曾不停地要求中国方面对日本提供的政府开发援助(ODA)进行大力宣传，而且要求中方积极表示感谢。事实上，无论是从中国领导人会见日本客人时的谈话，还是从在日本援建项目前立碑都能够看出，中方对日方的援助是持有谢意的。由援助国提出要求，命令受援国表示感谢，这种行为是让人很不愉快的，中国对外援助中的重要原则就是不附带任何条件。ODA本应成为有利于日本长远利益的项目，却因为其贪图眼前利益而招致别人的反感。日本这种短视的“重商主义”行为也是其外交不成熟的表现。
对外交表态的时机拿捏不准是日本外交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日本的亚洲外交经常出现的问题是做出决策较慢，在需要做出承诺的时候犹豫不决，或者故意拖延以谋求更大的回报。但一些事例表明，日本往往错失良机，即使后来追补，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2003年当东盟同时向中国和日本发出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邀请时，中国立即做出了加入的表态，而日本却因害怕这一条约与日美同盟的精神相左，而没有立即做出承诺。事实上这个条约本身并没有要求日本做出什么样的让步，东盟的邀请是对东亚各大国参与地区合作态度的试探，日本的犹豫使得东盟各国十分失望。虽然在当年年底在东京召开的日本—东盟领导人特别会议上，日本签署了该条约，但是爽快的承诺和扭捏犹豫的接受的外交效果是截然不同的。此次在支持潘基文竞选的问题上，日本媒体曾有报道说，安倍将会在和卢武铉会谈时正式表明对潘基文的支持态度，抛开这种说法的真假不说，潘基文的提前胜出让这种“马后炮”式的表态完全失去了意义。
此次日本围绕潘基文竞选展开的外交活动，表现出日本亚洲外交的目光短浅和实用主义，这十分令人担忧。如果日本不能很好地解决好上述问题，当年由福田赳夫首相提出的，与亚洲国家建立“心与心的关系”的建议也就不可能真正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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