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朝鲜宣布进行了首次核试验,震惊世界。14日,联合国一致通过决议,对朝鲜进行制裁。但随后不断有消息称,朝鲜有可能不顾国际压力进行第二次核试验。18日,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宣称,日本应公开讨论是否该拥有核武。
一时间,东北亚的安全局势成为全球焦点。辽宁丹东,这个位于中朝边境的重要贸易口岸,也顿时引起外界普遍关注。
本报记者奔赴丹东,试图记录在这样一个敏感而重大的历史时刻,这个边境小城,以及来往于中朝两国的那些商人们神秘而冒险的故事。
丹东的第三次不安
10月9日,朝鲜举行首次地下核试验当天,驻扎在辽宁丹东的中国边贸商人们当中就普遍有种不好的预感。这天的午饭对商人单明毅来说是悲观的一餐,当时其妻弟在电话中顺便提起朝鲜核试的消息,单明毅说:“完了。”
8年以来大胆的贸易形式和赌博般的投入,曾让单明毅获得了高额利润,但是他与同道中人都知道,这种利润正如朝鲜半岛的局势一样,从来就不曾稳当可靠。
这些商人们的意志并不脆弱,恰恰相反,他们韧劲十足,否则不可能在十多年里的历次挫折中幸存下来。他们非常清楚中朝之间贸易的重要性,令他们担心的,是贸易过程中一些很具体的波动。
对他们来说,这些波动是很可能发生的,且是灾难性的。过去几年中,因为朝方数次持续几个月的闭关,曾让他们被拖欠的货款无法追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着对朝鲜各个国营商社和会社的债权。
在10月9日过后的一周里,当看到鸭绿江边“中朝友谊桥”口岸的运转大体如常后,单明毅仍不觉得自己当初是反应过度。为了规避风险,他已经决定更谨慎地挑选定单。很多当地边贸商人得到消息称,一些真正的大额贸易,如来自上海等地的边贸货运和对朝直接投资,在核试次日就已暂停。
孙美玉,一个有10年对朝边贸经验的丹东女商人,也开始采取相对稳妥的策略:通过代理公司出口货物。即便是在1999年朝方拖欠其货款高达40多万美元的情况下,她也不曾作出如此决定。
连这些最亲近消息源的商人,目前也难以对局势作出判断。
在14日下午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制裁朝鲜的第1718号决议之前,鸭绿江对岸的朝鲜新义州度过了平静的5天。核试验的次日(即10月10日),丹东的“中朝友谊桥”口岸闭关,让本应习以为常的中国边贸商人们颇多猜测。不过,这只是对岸为了庆祝朝鲜劳动党成立61周年的例行放假闭关。
对与朝鲜有着306公里边境线的丹东市来说,这是很不平静的5天。尽管鸭绿江水面由中朝共有,在中朝友谊桥边的码头上开出的游船,却不再像以往那样靠近朝鲜江岸航行,顶多只是沿河道中线徘徊。由于江边有幕墙般的白杨树遮掩,除了对岸的4根高大但极少冒烟的烟囱之外,游客们看不到什么。
建成于1943年的中朝友谊桥上,无论铁路还是公路都只有单行线,桥上很容易拥挤。即便如此,连续几日,桥上的通关车队仍是冷冷清清。中国海关人员开始在口岸全面检查运往朝鲜的货物。
过去4年中,共有三桩与朝鲜相关的事件令丹东商人们感到格外不安,分别是2002年11月杨斌因经济犯罪被中国警方拘捕,2004年4月22日朝鲜平安北道龙川郡发生严重火车爆炸事故,以及此次核试验。
在朝鲜此次核试的威力尚未清楚之前,其影响力已经被丹东感受到。“这次比前两次影响更大。”武警丹东边防支队的一位中校说。
在经济领域,也并非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几天来,境内外媒体都传言说,中国银行丹东分行从10月15日起停止向朝鲜转账,对此,中国银行发言人已于日前予以了否认。
但可以证实的是,中国建设银行丹东分行已经停止了与朝鲜的一项金融合作。今年以来,朝鲜贸易银行一直通过中国建设银行从事中国商户对朝贸易的结汇业务,这意味着中国商人在把货物卖给朝鲜之后,可以便利地从建设银行领取货款。这一业务的暂停时间正是10月15日。
所以,从15日起,除了以货易货贸易之外,朝鲜的商社和会社要继续购买中国商品的话,就必须派代表携带现金前来了。
即使是最资深的边贸商人也很难猜测,10月17日朝鲜方面没有关闭中朝友谊桥的贸易通道,是否与联合国制裁带来的危机感有关。“我们算是比较了解朝鲜人的了,可是对于朝鲜的政策,我们还是很难揣摩。”边贸商人马晓红说。这天是朝鲜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80周年纪念日,往年都会举国庆祝并放假闭关。但今年的当天,朝鲜却并没有关闭关口。
当马晓红在电话中告诉北京等地的商人当日开关时,那些商人亦深表惊讶。
就在这一天,与中小商户不同的是,极少数在中朝之间游刃有余的巨商依然生意兴隆。现年34岁的女富豪马晓红是丹东市最成功的对朝边贸商人,在这一天里,她比较重要的一单生意,是把2000吨重油卖给了对岸。
朝鲜总是需要石油、天然气、重油,等等。他们也需要面粉、机压面条、饼干。在丹东对面的新义州江边的白杨屏障后面,可以看到众多的起重机吊臂伸向空中。在即将到来的冬天,朝鲜居民的生活,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起重机能吊来多少来自中国边境的货物。马晓红深知这一点。来自朝鲜的商业代表们,比如单明毅的客户、朝鲜贸易省下属一家会社的驻丹东代表金权(化名),也深知这一点。
这位国营会社的副社长穿着夹克衫和蓝衬衫,会说简单的中文,随身携带着一个小数码相机。“核试验表明我们国家开始强盛了。”10月17日,他说。单明毅与他谈的生意是中方出口“滑雪服”,每件价格27元人民币。
从10月15日开始,朝鲜商业机构的工作恢复如常,中方的边贸商人则带着谨慎之意重新振奋起来。单明毅相信,核试验的经济后果还没有完全显现,边贸会难做一段时间,赔钱的中国边贸商人也会越来越多,但是,自己在9日的预计似乎还是过分悲观了。
在岩石罅隙中生存
在马晓红看来,直到如今,对朝贸易仍有暴利可赚。不过对大多数中小边贸商户来说,2006年是对朝边贸的新一轮寒冬。几年来朝鲜商业机构对中国市场越来越了解,导致中国边贸商人的利润空间缩小,到今年,利润几乎只能来自出口退税。丹东边贸商人中流行的一句话是,“今年的生意不好做”,自称赔钱的很多。尤其是在今年7月,朝鲜试射导弹带来国际局势动荡,更使边贸雪上加霜。不过,拿现在的情况与当时的萧条景象做了一番比较之后,单明毅的感慨是,如今景况更差,“核弹比导弹厉害多了”。
对于整个中朝贸易来说,繁荣与衰落几乎是一个首尾相连、不断重复的循环。只不过,中国边贸商人们很难说清楚一共经历过几个阶段,因为“有时候一个月就是一个阶段,变化太频繁了”。
1994年,因朝鲜的自然灾害等原因,中朝边贸开始起步。两年后,马晓红等商人开始进入中朝边贸领域。不过,在对朝边贸中获利甚丰的同时,也埋下了日后欠款难追的祸根。
1996年,急需食品的朝鲜准许废钢铁出口。“当时每天过货量有将近1万吨,”马晓红说,“100辆车左右,拉的都是机器零件,一车10吨,每天都从友谊桥上过。”
即便收获如此,在事实上,那些最有实力的中国商人仍旧是给予得更多。当时实力强大的边贸商人多是朝鲜族,来自整个东北。当朝鲜的商业机构发出购买请求时,他们常常用最快的速度把玉米运往对岸,快得远远超过了对方货物到来的速度。用于朝鲜方面的公关,亦成为巨额隐性成本。但问题是,朝鲜的国营商业机构的支付能力往往会有困难,而废钢铁出口亦不可能成为长久之计。
1997年,朝鲜停止废钢铁出口。丹东乃至东北一批最有实力的边贸企业因追不回欠款而纷纷倒闭。
至今仍被对朝边贸圈称为“前辈”的黑龙江籍朝鲜族商人崔秀镇,与朝鲜官方过从甚密,却被欠下超过4000万美元的货款。如今,这位前辈的公司生存了下来,但早已被后辈超越。
1998年起,韩国总统金大中推行对朝“阳光政策”,韩国对所有原产于朝鲜的货物都免征关税。这带来了新一轮明显的商机,边贸商人只要把朝鲜商品转口到韩国,就可以轻松地把朝韩之间惊人的物价差额纳入囊中。不过朝核危机的阴影随即扩大,朝鲜的各种进出口政策频繁变动,暴富与破产的故事又开始在丹东接连上演。
马晓红抓住了这个机会,2001年成立鸿祥经贸公司,由一个普通的办公室职员进身为中朝两国均予礼遇的边贸商人。与单明毅等普通商人不同,她抵达朝鲜后可以享受到一定的自由度。
在经历了新义州特区计划、龙川郡火车爆炸、朝核危机等多重事件,对朝贸易忽而酷暑忽而严冬的气候之后,驻扎在丹东的边贸商人们又换了一批新面孔。这一轮幸存下来的,直到如今依旧被本地人广泛地看作是官方资源的拥有者。
不过,在马晓红看来,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只不过是生存在朝鲜与世界的不断碰撞的岩石的罅隙中而已。“政治局势真有什么变动,我们这些生意就会粉身碎骨。”她说。她在平壤投资了一个服装厂,并非没有血本无归的可能——她不能确定联合国的下一个决议是什么内容。
市场经济的最后一块未开发土地,这是朝鲜在全球的“绰号”。从罗马到丹东,每个人都对上述说法了然于胸。不过只有在中朝边境,这些边贸商人才获得了参与其进程的机会。这种机会该如何描述?幸运?马晓红承认这种幸运,不过她说:“也有点儿赌的性质。”
在平壤,她与朝方合资开办了一个矿山,挖掘煤、铁和有色金属。作为合资的代价,她把80辆斯太尔卡车交给了朝方,对方则用矿产来回报她。就像以往一样,朝鲜要卖出货物以换取外汇,但这些货物他们自己也需要。今年4月份,朝鲜停止了煤炭出口,她保持了耐心,一直等到8月朝鲜的煤炭出口重新获得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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