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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高尔夫球引发了一场有关“中国精英教育”的大讨论。
“两个月以后，国内最漂亮的高尔夫球练习场将在厦门大学建成投入使用，并成为2006级厦大管理、法学、经济、软件学院学生的必修课。”10月15日，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在介绍厦门大学对精英教育的认识和实践时谈到了高尔夫球课程的开办，此言一出，引来议论声一片。
10月27日，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北大已停止了高尔夫练习场的修建计划，因为遇到了太多异议。
不可否认，高尔夫球正在与我国高校频频“联姻”，而小小高尔夫球也由此引发了一场有关“中国精英教育”的大讨论。诸多迹象表明，中国高等教育中的“精英教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
当高尔夫球贴上“精英标签”
国内一家门户网站不久前专门以“高尔夫球是否应成为大学生必修课”为题开设了一项网络调查，参与投票的1775名网民中，表示赞成的占45.9%，持反对观点的达48.2%，另有5.9%表示中立。持赞成态度的网民大多认为，高尔夫就是一种运动项目，其实跟足球、篮球没有本质区别，让学生多学一项社交技能也不错，没必要给它戴上“贵族”的光环；反对者大多表示，目前国内最漂亮的高尔夫球练习场，土地费用和养护费用得不少钱，这笔钱从何而来？这笔钱在教育资源十分有限的今天恐怕应属“教育超前消费”。
多年研究教育问题的上海交通大学熊丙奇教授表示，在我国高校办学经费不足、大学收费高居不下、教学质量下滑、学术毫无竞争力的背景中，大谈高尔夫与高校的亲密关系，不利于一流大学的建设、也不利于一流人才的培养。
熊丙奇强调，在我国，每个高校有30%左右的贫困生，贫困生交不起学费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国家教育投入不足以及高校搞大校园、搞大规模等过高的办学成本所致。“高尔夫球场意味着铺张的用地，高额的维护费用，现阶段我国大学建高尔夫球场还为时过早。”熊丙奇说。
精英教育遇尴尬
一边是厦门大学校长的所谓“高球精英教育论”；一边是间或传来的大学校长们关于“中国大学目前的主要育人任务是发展‘蓝领教育’”的声音；一边是号召中国大学生“要立志成为普通劳动者”的言论。曾几何时，在中国盛行久远的“精英教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
“大众化教育时代”下的大学办学定位缺失是导致尴尬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的高等教育，在2002年前，按照“国际标准”，处于精英教育阶段，所有的大学生，包括专科生，进入高等学校，都接受精英式教育——学校告诉学生，你们是“天之骄子”，应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这种感觉，确切地说，在1999年前后更为强烈，因为那段时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8%。转眼几年间，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5%，这是国际公认的精英教育转向大众化教育的标志，而到2005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21%。伴随重点高校的大规模扩招，在过去几年间，我国高校学生规模成倍增长。
熊丙奇认为，从精英教育时代迈向大众化教育时代，大学不应该追求一些虚无的“精英秀”，而应有不同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要对人才进行非功利化、非职业化、非技能化的能力与素质培养，让学生个性得到充分发展，树立起做学问的理想，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心理，培养正确的价值观念等，而非进行单纯的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
熊丙奇还表示，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在我国，少数大学坚持精英教育并不是坏事，但将高尔夫列入精英教育，把高尔夫打上精英教育的标签，显然会把中国高等教育引进新的死胡同。
著名教育学家、厦门大学教授潘懋元同样认为，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大众化高等教育必须包含一定数量的精英教育，两者朝不同的方向发展，都是‘科教兴国’战略的必要组成部分。”潘懋元说。
精英教育不该“功利化”
与此同时，社会对“精英教育”存在着严重误读。何谓“社会精英”，难道就是那些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拥有更多资源配置权的人士吗？难道就是那些有着优厚的薪资，享受着贵族化运动的人吗？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胡申生认为，由于我国各行业各岗位具有很大的薪资水平差异，所以人们往往以从事的工作岗位、拥有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来判断某人是否为精英。而真正意义的社会精英，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工作环境好，社会地位高，享受着他人提供的高档服务，而是他们要有远大的社会理想，有肯关注社会基层、肯从社会基层做起的人生规划，他们渴求在各自领域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体现出自身更大的人生价值，而不在意自己生活的享受，社会地位的高低。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唐安国表示，人们反对的不是国内部分高校进行真正意义的精英教育，而是担心，高校的“精英教育”培养学生的是只懂享受的“贵族心理”以及一心向往权势、不择手段钻营权势的“特权意识”，更担心的是，高校的精英教育由于高校自身的“功利化”，无法提升学生的能力与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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