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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检察日报报道，北京市日前推出新规，今后，副处级以上(含副处级)党员领导干部本人的婚姻变化应当向组织申报。反腐败从此直指官员生活细节，这对于当前反腐工作有什么意义？反腐专家任建明和北京市两位检查官做客正义网剖析其中的利弊。
规定官员婚姻变化要报告的背景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建明指出：北京市出台这个实施办法，是落实中央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具体规定。把党员领导干部个人的生活细节纳入管理和监督的范畴，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具体划定的范围是什么？如何来进行监督、管理？这方面可能是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和讨论的。是不是这些具体的规定以及采取的措施就能够达到制定相关规定所希望的目的？这也是需要在实践中检验的。
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侦查二处副处彭唯良认为：北京市制定了副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须报告婚姻变化情况，这跟以前党员领导干部须报告的事项有一些变化，过去没有明确这么说。如配偶、子女被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情况，现在也需要申报了。原来这一条没有，旧的只是配偶、子女受到执法执纪机关查处，违法犯罪的情况需要申报。我认为还是严格一点好，这对优化社会环境，对党员领导干部自身的廉洁是有好处的。
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反贪局检察官王耕耘表示：这个规定是根据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而提出来的，客观上有这样的要求。高级领导干部也好，一般干部也好，腐败为什么都是由包“二奶”、搞情人、出入娱乐场所开始，犯罪诱因为什么如此的相近，怎样才能防止这些问题的发生？正是由于这些干部包了“二奶”，才促使这些人变本加厉、不择手段地弄钱，有的甚至由此导致了婚姻变化。对党员领导干部增加离婚申报的内容，对个人来讲，具有警示的作用；从组织来讲，加强了对党员领导干部的了解和监督。
个人婚姻变化报告划定多大程度的范围合适？
任建明表示：从宏观的层面讲，我是赞成这个规定的。有一个统计数据说，95%的腐败分子都有情人，60%与包“二奶”有关，当然这只是个人作风一方面的问题，但是这种现象告诉我们，这可能成为腐败的直接动因，因为这些背后都要付出很大的经济成本。从道理层面讲，我也是赞成的。领导干部掌握着公共权力或者是公共资源，他就有机会假借公共资源为个人谋福利，包括财产、享乐等方面。
但对于领导干部的婚姻变化要报告，我个人还是有不同看法的。有一句俗话讲，“家外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一名领导干部有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发生婚姻的变化，如果仅仅申报婚姻变化情况的话，看不出生活作风上的问题。所以，到底划定多大程度的范围是合适的？另外只向组织报告，向上级报告，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在多大程度上有效？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实现最初所设想的目的？这些问题都是要仔细商榷的。
彭唯良：我认为中央纪委制定的这些规定事项，根本目的是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这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对保持党员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有着深刻的意义。这实际上也是对党员领导干部的一种严格管理和监督，对党员领导干部也是一个爱护。为什么这么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要从小事抓起，要从早抓起，见微知著。
干部婚姻变化情况要向组织报告的可行性有多大？
任建明：关于有效性我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第一，就是我刚才讲到的，现在一些领导干部虽然包养情人，这已成为他们腐败很重要的动因，而且这种问题也越来越普遍，但很少反映在婚姻变化上。第二，即使体现在婚姻变化上，但只是组织内部报告，缺乏公开性，使得这些婚姻变化背后真实的原因无法揭示出来。所以，应该深刻地检讨一下，我们过去的一贯做法——内部报告制度到底有没有效？从过去的实践看，我认为，有效性比较差。
彭唯良：要使之有效，主要还是纪检、检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要认真贯彻执行有关规定，加强对有关规定的监督和检查，并落到实处。如果不进行有效监督和管理的话，有效性自然会大打折扣。
王耕耘：出台这个政策的初衷是想将其作为预防腐败的措施之一，但不可能通过一个规定就能解决问题，出台规定首先是一个警示作用。当然如果有了规定而没有人执行的话，确实不行。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规定从总的情况看还是利大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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