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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广电总局在人们的印象里似乎总是和“禁令”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不许说方言不见得能推进中国的普通话事业，不许拍婚外恋题材的电视未必能拯救那些质量不高的婚姻，不许在黄金时间播出境外影视剧也显然无助于提高人们的民族自豪感，但类似的禁令仍然层出不穷。
在1990年代以前，是没有明确的主旋律影视作品这一口号的，整个80年代，是一种相对宽松的文化政策，但进入90年代，“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口号下，文化产业又被纳入意识形态的统辖之中，影视业首当其冲，全国上下大搞“五个一工程”，在电影业内还成立一个“重大历史题材小组”，小组的任务，就是专为主旋律影视剧的制造服务。
坦率说，电视作为一种思想文化的载体，自然不能规避其教化的现实功能。对当代中国而言，“主旋律”也从来就是一个政治术语，而与音乐无关。在那段“社会主义就是好”的日子里，主旋律不叫主旋律，直呼样板戏。然而，现在毕竟已经不是那个全体国民被训练用一个脑子思考问题和执行号令的年代了。毛姆说：为艺术而艺术，不会比为喝酒而喝酒更有意义。“为艺术而艺术”地谈一场“行政爱情”，纵使满荧屏都是铿锵的主旋律，别忘了，遥控器可不在广电总局的手里，况且还有那么多不上星的地方频道呢。
然而，还是有不少的“主旋律”电视剧获得了颇高的收视率，这里头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历史剧了。为了配合2000年前后整个社会开始弥漫的“和平崛起”和“盛世中国”的民族主义热情，集中发掘、再现中国历史上的几大“盛世”成为历史剧从业者非常自觉的文化策略。于是，勾践和夫差刚走，嘉靖与海瑞又到；才走了顺康雍乾，又来了太宗武帝；清宫剧才退烧，汉唐戏又升温。历史在这个传媒时代，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供需关系，赢得了可观的消费拥趸和经济收益。
当官方的意识形态需求和商人的金钱冲动各取所需、心照不宣地制造着文治武功、歌舞升平的气象时，观众已经不再是改良社会、创造历史的主体，而不过是可以计入“收视率”进行市场交易的消费群体。只是，当人们日复一日地以臣民心态死死地纠缠着帝王情结和强权暴力时，当诸多传统文化里最具封建腐臭、最泯灭人性光芒的弊端，依然被作为审美趣味青睐着、张扬着时，许多人念兹在兹的“崛起”和“复兴”，也许正在和我们擦肩而过。
生产环境与市场空间
20世纪初至今，中国在建立现代化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不断遭遇各种形式的现代性危机，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和文化运动、改革开放后中国该往何处去的彷徨、19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所带来的文化困惑等。这些现代性危机的催迫，使得中国电视剧从一开始就与其他文化形态一起被赋予了明确的现实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
1958年5月1日，中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即后来的中央电视台)开播，1个多月以后，中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播出。“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的18年，中国大陆共播出电视剧约180多部。可以说，电视剧几乎与中国电视一同诞生。当时，中国仅有一座电视台，电视覆盖面小，全国电视机拥有量一开始仅仅数百台，“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数万台，除极少数政府领导和高级知识分子，一般中国观众看不到电视节目，所以这些电视剧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这一时期的电视剧，大多是对国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的宣传性演绎，具有明确的政治教育主题。如《一口菜饼子》通过剧中人物的倒叙，回忆了“旧中国”人们缺衣少食的不幸生活。这个故事是剧中的姐姐用来教育弟弟珍惜粮食的政治教材。显而易见，这部电视剧是为了配合当时“忆苦思甜”、“节约粮食”的宣传精神而制作的。
1966年，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如同当时整个中国社会一样，起步不到10年的中国电视发展也陷入低谷，电视剧生产基本停顿。电视剧在这10年数量更少，而且都是直接的政治宣传品。由于电视还没有成为大众媒介，中国电视剧也没有成为大众文化。即便作为政治宣传工具，电视剧也不能与当时中国的印刷、广播和电影等媒介的重要性相比。
1979年，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在第一次全国电视节目会议上，建议各地电视台凡有条件的都可以制作电视剧，并在国庆30周年时举行全国电视节目联播。于是，1980年全年电视剧生产达131集，是前一年电视剧产量的6倍以上。1983年，中央电视台成立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电视剧产量再次大幅度提高，比上年增加100%。从这时起，电视剧开始成为中国最具大众性的视听叙事形式。
而电视广告的出现标志了商业力量开始影响一直被看作“党和人民喉舌”的电视运作之中，通俗娱乐电视剧的出现对中国的电视剧观念提出了挑战，电视剧的政治意义开始淡化，其消费意义开始被重视，通俗电视连续剧形式逐渐成为中国电视剧的主导形式。电视剧的生产资金越来越多地来自于社会、来自于企业、甚至来自于国外和港台地区，越来越多的非电视台机构制作电视剧，政府对电视剧生产的直接控制减小了。
从那时开始，多家媒介调查公司的调查都表明，电视剧是电视观众选择中仅仅居于新闻类节目之后的节目类型，电视连续剧在中国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可以说远远超过了电影、小说、戏剧等其他叙事形式，电视剧在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它远远不只是肥皂剧、情景喜剧，而是人们生活中最基本、最主要的叙事渠道。
与此同时，政府对电视剧产业的干预也在加强：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甚至被一些人看作是“资本主义精神污染”的例子，26集《加里森敢死队》播放到第13集便迫于压力中途停播。
从1986年6月1日开始，国家开始实行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制度。任何机构只有获得制作许可证才能合法制作电视剧。
电视剧的生产还要经过审批。电视剧拍摄必须由具有电视剧拍摄许可证的单位将题材上报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审批，获得批准以后的电视剧才具有合法身份。同时，所有电视剧的发行和播出必须通过当地宣传部门的审查。而且，广电总局、中央电视台和一些省级以上电视台都有电视监播机构，可以监看已经播出的电视剧，发现政治问题，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一定的行政手段来终止电视剧的播出。总之，政府通过电视剧的规划、生产、流通等整个传播环节来完成管理和控制，保证电视剧生产符合国家的意识形态要求。
显然，电视剧的市场化、通俗化与政府的主旋律要求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冲突。而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大量出现，应该说是电视文化冲突的一种必然结果。历史由于远离了当代中国各种敏感的现实冲突和权力矛盾，具有更丰富和更自由的叙事空间。在这一领域，国家、市场、知识分子、观众的需求得到了完美结合，大家都可以通过对历史进行“当代史”的演绎来获得当下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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