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资深省环保局局长的15年心历
给基层环保官员更大空间
“科学发展观”提出前,中国的环境污染大都是政府允许、认同、支持的污染,治理自然困难重重;
环保部门要树立威信,非刮几场“风暴”不可,但梦想通过运动创造奇迹是不可取的;
这里还有一种专家化倾向,使得环保变成了可望不可即,“内行说不清,外行听不懂”;
地方环保工作者是“三等官员”,我觉得自己的工作“既愧天兮还愧地,人未老、心有伤”。
傅玉辉用“辛苦耕耘收获少”描述他15年的环保经历。这位现年63岁的老人,1993-2003年担任湖南省环保局局长、党组书记,此后调任湖南省人大环资委员会副主任至今。
在熟人眼里,他是一位“性情官员”:直率、尖锐而忘我。即使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些领导,也会让他三分。这一点,在与本报记者的交流中暴露无遗——今年3月初,当他与本报记者行走在湘江西岸谈论环境问题时,距他做完心脏手术不足两个月。他激动地扯开夹克,指着自己的左胸说:“这里放进了一根管子,使用寿命是10年。我只有这么长时间了,必须说出自己的意见!”
他的担心正是中国的忧虑——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后,各界对于环境问题的重视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在2006年,全国还是没有实现年初确定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2%的目标。
在刚刚结束的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环境污染重”成为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之一。
“环境污染重”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傅玉辉与本报记者数度长谈,一位资深的省级环保官员的惊人观点由此抛出。
目标因何无法完成
记者:今年两会上,中央高层为“2006年主要污染物排放削减2%的指标没有完成”公开致歉。为什么会出现完不成指标的情况?
傅玉辉:很重要原因是环保部门对环境问题缺乏分析、缺乏全面的了解,而且缺乏做长期奋斗的准备。所以,提出的目标往往不切实际。不光是去年,几乎每一个“五年计划”中的环保计划都无法完成。
比如,我们的环境统计过去只包括了县以上工业,但后来乡镇企业“三分天下有其一”,现在又是民营企业占据“半壁江山”,这些在环保部门的统计里都是没有的,这样的统计又有什么用?按照这种统计方式制定目标,其完成结果可想而知。
记者:综合环保总局等部门的测算,中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约占GDP的10%。为什么中国的环保问题越治理越严重?
傅玉辉:环境资源的本性,决定了在长时间内环境治理责任不明。环境资源的本性就是“公享性”——人们只享受,不负责。而在“科学发展观”提出前,中国的环境污染大都是“政府污染”,即政府允许、认同、支持的污染。政府既是污染允许者,又是管理者,治理自然困难重重。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傅玉辉: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包括化肥等支农工业在内,都是在没有环境意识的情况下办起来的。而其收入、税收都交给了国家,根本不可能给企业留一块下来搞环保。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仍以计划经济指令为主,很多企业没有建立现代法人制度,政府就是法人。政府交待这个企业什么时候建好、什么时候投产就必须按时完成,否则就唯指挥者是问。这种情况下,除了要到环保部门办一定手续外,对环保有实质作用的东西基本谈不上。企业主要是听命于政府,如果环保部门态度硬一点,往往自身难保。
此后,乡镇企业得到了大发展,但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就没有纳入环保法管辖之下——我们的环境统计过去只包括了县以上工业。而乡镇企业当时是省以下发展经济的主要形式,省里考核县里主要领导干部,经济发展、计划生育、社会治安这3个指标实行一票否决。经济发展中主要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为什么不搞环境影响评价?是政府不让它搞。所以,乡镇企业污染基本上也是政府允许和支持的污染。
记者:国家污染对于解决环境问题有怎样的影响?
傅玉辉:政府既坚持“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但不承认自己的责任。而企业却又说是政府叫我们污染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环境立法和环境执法的主要障碍在于政府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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