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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娃
1991年苏联解体后出现了无政府时期，国家一度陷入混乱……之后，结果证明俄罗斯人并不喜欢这种新“自由”，发觉自己还是怀念过去的统治者，譬如伊凡雷帝和斯大林，因为他们曾使社会稳定而有秩序，鼓舞人民的爱国热情，让全世界觉得我们是一个大国
妮娜·赫鲁晓娃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嗅到了美国味。
她肌肤白皙，长着俄罗斯人秀美挺拔的鼻子，静默时眼神幽深。那条红色绸巾缓冲了黑绒外套的严肃，闪烁的耳钻和架在褐色短发上的墨镜泄露了一点时尚讯息，而那个典型的美国手势：勾起四指打“双引号”泄露了另外一些信息，譬如她来自纽约，而不是莫斯科。
这是3月23日上午，妮娜跟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同学讲着“世界由垂直变为水平，美国无处不在”，而几天前在邀请方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以及后来途经的北京豆瓣网，她都在谈论纳博科夫。
她已经看到许多摩天高楼、巨型商场、星巴克、麦当劳和肯德基，这与她来中国之前读到的毛泽东著作中的“糖衣炮弹”一下子发生关联。她试着跟同学们分析，这些东西为什么让人愉悦和舒适，接着又怎样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全球的文化景观，包括新闻报道。
她举起两张影碟：根据纳博科夫小说《防御》拍摄的好莱坞电影以及获得奥斯卡几项大奖的《美丽心灵》，均有诟病——
“《防御》讲的是一位象棋大师沉迷于棋局带给他的幻境，没有办法应对现实的悲剧命运，被好莱坞拍成电影。剧情没有改变，但改用一种美式的轻松口吻讲故事，最后安排主人公从面向林阴大道的窗口跳下去，观众可以看见他的尸体，还有一个葬礼。但是原著中没有交待结局，俄罗斯小说的结尾大多是含糊的，因为作家习惯于把想象的空间留给读者。但美国人一定要用物理的、视觉的东西来描述，一定要用物质来证明，高级的文学就这样被好莱坞化了。
“现在，许多国家的文化都在主动或不自觉地向美式版本转化；如果所有的文化都成了一种文化，那么各种文化的独立性、个性将不复存在。”
一位女生站起来说：“我觉得美国电影里的励志很好啊，我从中获得勇气；我觉得吃麦当劳也很好啊，效率很高。”
“我已经没有什么要讲了，因为你已经把美国文化是什么说清楚了。尼克松说过，奶油和乳酪的力量超过枪弹。”尼娜平静地说。
两天后，在下榻的宾馆，妮娜从车马劳顿中缓过来，接受了本刊的独家专访。她已逛过城隍庙，说喜欢上海，因为“它是一座城市，一座有人性的城市”。
赫鲁晓夫打破了
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人物周刊：事隔半个世纪回头看，你个人如何评价你外祖父在1956年苏共20大上所做的颠覆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妮娜：我认为这篇演说是20世纪俄罗斯政治史上4个重大事件之一，仅次于1917年的十月革命、1945年的战胜纳粹德国，还有戈尔巴乔夫上台改革。它代表着一个体制即将瓦解、自由终将取代恐惧的开端。它的意义在于阐明了：人是可以被批评的，人世间没有“神”。
人物周刊：你认为赫鲁晓夫真的打破了个人崇拜吗？
妮娜：是，我认为他做到了，而且是广泛意义上的，不仅针对斯大林一个人。之前的“神”倒下了。
人物周刊：赫鲁晓夫对于斯大林的政治制度上的“修正”，与后来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妮娜：戈尔巴乔夫曾在许多场合称赫鲁晓夫是他的导师、前辈，他主持的改革是前人未竞事业的延续。
人物周刊：赫鲁晓夫曾经宣称，在几年之内赶超美国的农业产值，这很像中国的“大跃进”。中国为此付出了极大代价，前苏联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妮娜：我觉得没有可比性。赫鲁晓夫当时想搞联盟，所以宣传上用这种口径“赶超美国”，叫叫而已，实际上许多缓和的政策已在试水；中国50年代效仿的其实是30年代苏维埃政权的做法，那是斯大林模式，高度集权、高度计划经济，所以后来造成大饥荒。在前苏联，没有死人。
人物周刊：你对1991年发生在前苏联的巨变怎么看？你认为必须经历这么剧烈的震荡吗？
妮娜：我是赞成解体的，它是一种理想的幻灭。赫鲁晓夫确实试图改革国际共产主义，但没能成功。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解体后前苏联的苏维埃遗产留下了什么？
妮娜：俄罗斯对大国的渴望。我不能肯定，这是前苏维埃遗产，还是俄罗斯的国民性使然。
人物周刊：去年你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为什么俄罗斯仍然热爱斯大林》，能否简要说说，为什么俄罗斯仍然热爱斯大林？
妮娜：简而言之，俄罗斯人沉浸在对逝去辉煌的缅怀中。1991年苏联解体后出现了无政府时期，国家一度陷入混乱、贫困、犯罪、寡头、愤怒和失望。之后，结果证明俄罗斯人并不喜欢这种新“自由”，发觉自己还是怀念过去的统治者，譬如伊凡雷帝和斯大林，因为他们曾使社会稳定而有秩序，鼓舞人民的爱国热情，让全世界觉得我们是一个大国。
在彻底否定过去的过程中(正如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一样)，俄罗斯人被告知，苏联时期是毫无意义的——上个世纪90年代俄罗斯拒绝承认共产党统治时代积极的一面。这种完全否认过去的倾向在俄罗斯很普遍，它使怀旧情结根深蒂固，而斯大林留着八字胡的形象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白。
人物周刊：你跟斯大林的女儿阿利卢耶娃有过接触吗？你如何评价她的那本《仅仅一年》？
妮娜：没有(立刻摇头)。那是本很好的书，你能从中体会到做斯大林——一个被全世界许多人恨着的人的女儿，是多么艰难的事。我是赫鲁晓夫的外孙女，我有同样的经历和感受。我对她(阿利卢耶娃)始终怀着敬意，因为她离开祖国，去往美国，写出这样一本书，尽量让自己的生活能过得好一些，而这一切，都是在斯大林的阴影之下进行的。
人物周刊：当乌克兰和其他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时，你的感情有没有受到冲击？你是否会格外关注今天的乌克兰的政治和经济？
妮娜：啊，我要澄清一下，许多人以为赫鲁晓夫是乌克兰人，不，不，他是俄罗斯人。他出生在(拿过纸写地名)Kalinavka，是靠近Kursk(库尔斯克)的一个小村庄。他只是在乌克兰长大。
乌克兰宣布独立时，我没有受到情感上的冲击，倒不是因为家族的原因，而是我在政治立场上支持季莫申科的橙色革命，支持那种独立精神。我曾经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过两篇文章，就是讲我为什么认为乌克兰应该独立。
人物周刊：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的交往以及中苏之间的纷争，你通过什么途径了解？在你眼中，毛泽东是怎样的一个历史人物？
妮娜：看书、文章，或者通过互联网……总之读那些译著。
毛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正如宣传的那样。那些书写得很好，我读的时候能感受他写作时的情怀，感受到中文之美，因为中国人喜欢用比喻、象征这些修辞手法，而这些在西方共产主义国家是没有的。
毛也是一个人，不是神，就像斯大林也不是神一样。是人就会犯错。我不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他的功与过应该由更合适的人评价。
美国不好也不坏
人物周刊：1991年你去普林斯顿大学以前，舆论灌输给你的美国和你后来亲眼看到的美国有什么不同？
妮娜：1991年我离开前苏联的时候，它还没有解体，所以我能看到的关于美国的资料很少。我当时也很想知道，那到底是个最伟大的国家还是最坏的国家。生活了这么多年(16年)，我认为美国不像美国人自己说的那么好，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坏，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国家。美国人很善于做公关，他们能够与全世界打交道，不断调整大家对美国的看法。
人物周刊：你生活在美国，用流利的英语批评美国，不会带来麻烦？
妮娜：不会。我所在的New School大学是一个为移民办的学校，很开放。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我批评美国，但不代表我反美，事实上我喜欢美国。
许多人都住在美国骂美国，这就是民主的意义之一吧。
人物周刊：纳博科夫曾经对记者说，他非常喜欢当美国公民，你呢？你会成为一个美国公民吗？
妮娜：纳博科夫是移民美国，他不能回俄罗斯，而我经常回去。我现在有两个国籍，俄罗斯和美国，但前者是我的祖国，后者只是为我提供一本护照，让我方便去其他国家。
纳博科夫对俄罗斯的复杂情感
人物周刊：当年为什么选择纳博科夫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为什么说他是“21世纪的普希金”？
妮娜：我写那本书(《想象纳博科夫》，今秋将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出于对文学的喜爱，纳博科夫不是我研究的主要对象，我研究的课题是俄罗斯政治。
纳博科夫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流亡到美国，从一个自然封闭的国家一下子进到一个非常开放的国家，从计划经济一下子面对市场经济，他的种种反应和思考表现在作品里，体现了转型期的文化和人心。他在超过半个世纪前就预言了俄罗斯的政治命运——从共产主义中获得自由，并缓慢而痛苦地创造一种个人主义和竞争的资本主义文化。他深深知道俄罗斯需要什么，这和目前俄罗斯正在进行的政治变革相关。我甚至认为他是一个政治作家，他非常重要。
人物周刊：纳博科夫曾经想把《洛丽塔》的最初几章烧掉，为什么？
妮娜：他最初只是为自己写作，没想过写好了要交给谁出版，我猜他写得不满意就想毁掉，这很自然。
他是在表达个人情感：洛丽塔和亨伯特间的关系，其实就是纳博科夫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抛弃和背叛、出身之地和割舍不掉的故乡感纠缠在一起。我想，他写作时的心情是复杂的。
人物周刊：你怎么评价亨伯特和少女洛丽塔之间的关系？从女性的角度，你会觉得这种关系不道德、不体面吗？
妮娜：我想，这两个形容词都不很恰当。这是个更复杂的故事。一个人的生活和他的自我感觉与外人对他生活的评价是有关联的：亨伯特陷入自我厌恶，所以读者也觉得他的生活是不洁的、有问题的；书中还有两个人物，一个喜欢男童，还有一个特别喜欢女童，他们心安理得，所以读者也不觉得什么，其实他们(这种同性恋)更不体面。纳博科夫称亨伯特“恶棍”，其中是有非常复杂的涵义的。
人物周刊：他的小说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并不轻松，如果没有《洛丽塔》，你觉得他会不会是一个作家们的作家，很难受到大众瞩目？
妮娜：不，绝对不。前苏联强调国家和集体利益至高无上，个人卑微而渺小。纳博科夫完全是以个人的形象出现，没有宏大叙事，只讲一个人的痛苦和快乐，这在当时是一种新形象，他的地位无可取代。
人物周刊：你喜欢索尔仁尼琴吗？你如何评价《古拉格群岛》？
妮娜：《古拉格群岛》描写了几千几万人的牺牲，对“斯大林主义”提出质疑，以前没人发出过声音，所以我认为它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一本书，索尔仁尼琴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一个作家。纳博科夫是21世纪最重要的，所以我说他是“21世纪的普希金”。
人物周刊：除了纳博科夫，你还喜欢哪些作家？
妮娜：我喜欢卡夫卡、普希金、果戈理，纳博科夫不喜欢陀斯妥耶夫斯基，我也不喜欢。他追求宏大叙事，在《罪与罚》中他说：“我们很落后，但我们有灵魂。”这句话纳博科夫和我都认为很有问题：这种精神上的优越感，认为别人都在他之下，是一种拒绝姿态，不会去参与竞争，还是有垄断、独裁的意味。一旦不落后了，就像现在美国那样“独大”，要发动伊拉克战争，觉得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是需要改造的。它鼓吹人权，但美国并不是世界上最有人权的地方。
中国有美国味，但不是美国化
人物周刊：前天你说，在北京看到一些相互矛盾的景象，能举例说说吗？你感觉中国正在美国化，对吗？
妮娜：哦，当时是讲到我的一些粗浅见闻。我的意思是，过去像摩天大厦、麦当劳这些都属于“糖衣炮弹”，是要批判的：“这还是社会主义吗？”但现在，我看到中国政治上的混合式发展，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得比较好。现在你去欧洲，像丹麦、英国，皇权与民主也相处得不错，政治形态都在应时而动。我觉得中国是一个走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国家，带点美国味，但不是美国化，我没有将它视为一个“西方国家”。
人物周刊：所以你赞同邓小平先生的“摸着石头过河”。你认为这是长久之计吗？
妮娜：对对，我非常喜欢邓小平先生的这个“摸着石头过河”(在桌面上移动双手，作过河状)！它是温和的，非激进的，一步步向前的，不会给人民的生活带来大起大落。我觉得它是长久之计，我相信未来属于中国。
人物周刊：赫鲁晓夫这个姓氏带给你的主要财富和创痛是什么？
妮娜：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托着头想了会儿)在俄罗斯，这是一个不平常的姓，人们会猜测你是赫鲁晓夫的什么人；但在美国，他们对这段历史没什么大感觉，而且俄语中我们家族女性姓氏的发音是“赫鲁晓娃”，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是无名人氏。
这个姓氏让我觉得跟历史贴得很近。我曾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痛苦挣扎过，那种受罪让人身心疲累，所以我去了美国。已经有无数人问过我：为什么生活在美国？但他们为什么不去问一个住在美国的英国人或法国人，而只问俄罗斯人或中国人？我现在生活比较安逸，我要过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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