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多学者观察到，在李肇星任内，外交部的形象和功能慢慢起了变化。
2003年9月6日，外交部首次举办了“公众开放日”，各界民众走进部长办公室，李肇星用略带山东口音的普通话说，希望和到访的民众“谈谈心”。李肇星也是中国第一个通过网络与网民在线聊天的部长。在这些交谈中，李肇星称“靖国神社”为“日本东京的一座大庙”，用“那个挺坏的人”指代曾任台湾地方领导人的李登辉。
2004年1月19日，外交部也首次解密了第一批近1万份外交档案。
或许受益于担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经历，李肇星善于塑造公众形象。有人批评他“作秀”，但他的这些举措也的确大大增强了外交部工作的透明度。
用李肇星自己的话说，“外交官也是人民的一部分。”而真正从实质上体现这句话的，是外交部工作中对“服务”全世界的华人的强调。
2004年，在纽约旅游的中国人赵燕无故遭受美国官员殴打。中国外长李肇星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鲍威尔直接通话，要求美方对此事展开“认真、彻底”的调查。
而几次帮助海外侨民撤离危险地区，尤其是外交部领事保护处的成立，进一步将对海外侨民的保护制度化了。
“传统的外交部职能，就是贯彻执行国家的外交政策，但是这种单一职能已经不能满足现实情况的需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牛军教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外交部已经开始向‘服务型’部门转变，更多地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外交只是‘肉食者谋’的传统，面对社会各界对外交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越来越大的要求，也在发生变化。”
“新一代外交官的个人经历，可能会为中国外交向社会化、平民化、大众化方向发展提供契机。”王逸舟说。杨洁篪，以及他大胆起用的一批年轻外交官，作为这样的“新一代外交官”，能否将这个趋势继续发展呢？
“外交工作需要广开言路，以获得公民的信任。”牛军指出，“但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民间压力之下，把真正符合国家利益的政策贯彻到底。”
“李肇星和杨洁篪，都处在中国外交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外长更替之后，应会延续，而不会有重大的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傅梦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中国外交整体处于机遇期。”傅梦孜说，“但杨洁篪履新之际，也面临新的问题。”
大国崛起时，如何看待国际社会，如何照应本国国民，本就是外交的重心所在。老外长确定了思路，新外长深化于实践；老外长搭起框架，新外长充实筋骨。
“我将全力以赴。”上任第一天，杨洁篪这样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