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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多少未竟的愿望。但这话现在听起来似乎显得我对生活没有追求，实际上我的生活中还有很多计划。现在最困难的工作是照看一岁大的儿子。”文/袁鸣(特约)
5月中旬，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在卸任后首次访问中国，其间他在上海接受了东方卫视主持人袁鸣的独家专访。
S=格哈德?施罗德这次没坐磁悬浮 Y=袁鸣
Y：我很好奇，您这次来是坐磁悬浮到上海的吗？如果是，这是您第几次坐磁悬浮列车？
S：这次我没有乘坐磁悬浮列车，(中国外交部)礼宾司非常友好地为我提供了一辆车，到机场来迎接我，因此我根本没有机会看磁悬浮。不过，中国引入磁悬浮技术时我曾与前总理朱钅容基一同乘坐过，我也曾有机会坐过德国的磁悬浮试验线，因此我很了解磁悬浮，我也很高兴磁悬浮能开进世博园区。
Y：您在执政的7年间曾六访中国，此间中德贸易额增长到600亿美元。您对此觉得骄傲吗？
S：当然我对此感到非常骄傲。中德的战略关系意义重大，这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上，也体现在政治层面上。当然，经济交流能取得如此成就，我感到非常高兴。当今世界有许多争端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是无法解决的，德国人了解或应该了解这一点。同时我也要强调这种关系在文化上的意义。对于像中国这样古老文化的价值的崇敬，应该像德国文化、德国音乐和德国文学在中国所受的欢迎一样。我们应该对我们的收获给予回报、反哺。
Y：我有一个亲戚这两天从德国来到中国—他在德国工作的工厂刚在嘉定安亭开了家汽车零件制造厂。德国中小型企业在中国的前景如何？
S：作为德国产品的代表，诸如西门子、大众、帝森克鲁伯、巴斯福这些大企业出现在中国市场是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正确的。但更关键的是，应当激励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参与到中国的业务中，它们需要更多的服务和咨询。我认为，德国中小型企业在中国的机遇还远没有被充分利用，因此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更大的发展。另外，我也想指出，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德国同样存在着机遇，这很快会成为一个双向的发展。为中医中心当顾问
Y：您在新书中提出：对中国需要耐心？
S：您说的完全正确。我在培养每个人的耐心，让他们回想过去，比如10年以前我们在经济、文化和社会上会遇到的情况。我想，人们知道还有很多愿望没有实现，这一点毫无疑问。愿望总是有很多，但我们应该看到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
Y：我知道在中国有一个歌德学院，您在任内曾说过要推动第二个歌德学院的设立。我觉得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似乎还有很多提升空间。您这次来华还担任了中国中医文化国际交流中心的顾问，您对中医也感兴趣？
S：感谢上帝，目前我还非常健康，因此目前并不需要医疗，不过生病与否人们也无法预知。这是个名誉顾问头衔，这一点我要明确强调，没有任何报酬，但我非常愿意承担这一任务。这个想法是中国驻柏林的卢大使最早提出的，即利用原来中国驻波恩大使馆建立一个中心，将现代和传统结合在一起，比如利用最先进的科技方法进行诊断，再用传统的中医药进行治疗。我认为这个想法很好。在那里能够通过古老的传统手段有效地缓解病痛，如针灸和草药，这种想法我很欣赏，这个中心还应该办到欧洲去—如果能设在波恩就最好不过了。评欧洲的“集体大换岗”
Y：我们注意到，欧洲的政治面孔发生了很大变化。您卸任后，希拉克也离开了，还有布莱尔也马上要走，德、法、英三国迎来了新领导人。您觉得未来的欧洲会变成怎样？是否会和美国走得更近？您和希拉克先生一直坚持的独立外交原则会不会发生变化？
S：据我所知，外交政策通常并不由欧盟制定，而是由各国自行决定，比如德国的对华外交政策。可能外交政策的基调发生了变化，但实质仍然会保留下去，对此我都深信不疑。我们谈到的经济利益都会使双方领导人明白，必须相互依靠，德国会继续执行中国政策：在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在解决国际争端时相互依靠。无论谁执政，我认为这一点都不会改变。另外还要指出，不同的看法肯定还会存在，但实质将会得到保留。
Y：您认为，未来欧洲和欧盟的前景会是怎样？
S：欧洲正处在一个正在不断进展、尚未结束的进程之中，这也是一个人们反思并获得进步的过程。制宪便是一个进步。在法国和荷兰，制宪遭到了拒绝，这是一种退步，但人们并不应该放弃希望，而应该继续努力，使他们成为我们的一员。人们需要他们，并不仅仅是因为要获得他们的决定权，从而从政治上领导整个欧洲。欧美合作并不针对中国
Y：今年的G8即将在德国举行。这两年峰会似乎出现“政热经冷”的局面，您觉得今年还会这样吗？
S：这种会议无法避免经济上的决定。根据目前的情况，气候问题可能会在G8的议题中占一席之地，不过这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以外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不能避免一场气候灾难，那么我们的经济肯定也会有麻烦。对于经济过热的这一现象，各方面都要承担责任。但如果讨论的内容是气候或能源政策，那么这些问题的核心就是经济而不是其他。
Y：近几年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都受邀参加了G8中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有传闻说，G8正在考虑为这些国家扩容。另外，德国总理默克尔极力推动的“大西洋共同市场”理念被一些人认为是用来对抗太平洋沿岸的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请问您怎么看？
S：我希望目前讨论的一些问题，比如汇率等等都能得到解决，同时不至于损害中国的经济利益。如果欧美达成某种协议，比如共同研发统一的技术标准，这种做法并不是针对中国或亚洲。这是一种合理的做法，其结果人们可以拭目以待。我的建议是保持冷静。至于是否将中国纳入8国峰会，我记得我曾作过肯定的回答。我并没有改变这一观点。终于让母亲坐上了奔驰
Y：您的新书提到的一点很有意思：您说您有个愿望，希望有一天能让母亲坐上奔驰车。事实上，在她80岁生日那一天，您就做到了，这是个非常朴素的心愿。除此之外，您从政这么多年的最大动力是什么？现在离开了政坛，心里还有哪些愿望？哪些事情是您特别想为这个世界去做的？
S：就自己而言，我并没有多少尚未实现的愿望。唯一的一个就是希望我的太太和孩子永远健康。我们身体都很好、都很幸福，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推动我的动力是学习更多东西的欲望，是对知识的向往和努力，我认为这是一个关键因素。其次是一种野心：你们不要跳过我去作决定，而应该让我一起参与决策。这些愿望都得到了实现。因此，我没有多少未竟的愿望。但这话现在听起来似乎显得我对生活没有追求，实际上我的生活中还有很多计划，不过不想再回去搞政治实务。
Y：退休生活过得如何？除了跟您夫人和三个孩子相处之外，您现在还担任欧洲天然气公司监事会会长的职务吗？这个工作会不会占据您很多时间？
S：我的工作介乎政治和经济之间。我是一家德俄合资企业的监事会主席，这是一家在黑海铺设油气管道的公司。另外，我还是一家银行的董事会成员，并为一家瑞士媒体公司当顾问。这些工作充实着我的生活，而且我还要到世界各地发表演讲，这些工作已经足够了。最困难的工作就是照看我20个月大的儿子(领养的—编注)。他太活泼可爱了，以至于我必须用完全另一种态度去面对养育子女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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