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恢复高考三十周年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都有一段铭心的记忆。关闭了十年的高等学府,终于重新敞开,在迷茫中徘徊的一代年轻人终于看到了希望,有了奋斗的目标。今天人们在回忆那段日子时总是说,恢复高考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给予了年轻人重新把握自己命运的机会。就个人来说,是这样。而对于一个百废待兴的民族来说,恢复高考是将被颠覆的价值观念重新颠覆过来,是民族振兴和腾飞的起点。那个时代迈进大学校园的年轻人,都怀有一种特殊的使命感,他们刻苦学习,奋力拼搏,为个人理想,更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把被耽误的青春补回来,是当时青年人常讲的一句话,对于那一代莘莘学子来说,青春的全部意义就是拼搏就是奋斗。三十年春秋过去了,今天我们重新回顾那段燃情岁月,感慨依旧,激情依旧。再过几天,又是高考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里,对考生讲讲三十年前的高考故事,是一种特别的激励。
采访手记:
张会军作为中国电影最高艺术殿堂的掌门人,在电影圈颇具影响。他的童年在天津度过,和很多那个年代的人一样,他把青春年华献给了黄土地,“文革”后为了改变命运,他参加了第一次艺术院校的高考,闯过了“万人独木桥”,成为了北京电影学院七八班的一员。当时身为班长的张会军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们班的这帮人掀起了中国电影第五代浪潮,他们走进电影学院的那一刻被最权威的《世界电影手册》评为二十世纪世界电影史上100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从他们这个班里迸发出很多享誉国际影坛的名字:张艺谋、陈凯歌、顾长卫……
自从踏入北京电影学院的大门,张会军从学生成为教授,又从教授成为院长,而且还是中国电影界为数不多的博士生导师。近30年来,他一直致力于电影人才的培养,他说,中国需要好电影,更需要好的电影人才。在他看来,培养几个优秀的电影人比拍几部好电影更重要。张会军的院长办公室很朴素,与很多著名高校相比甚至有点寒酸,而他的办公室更像是一个电影工作室,最吸引人的陈设就是一台最原始的摄影机。办公室里除了办公桌之外,还有一个比办公桌还大的案台,上面堆满了电影剧本。他说:“我的学生们写了剧本,愿意先拿给我来看看,我也很喜欢先睹为快,所以,这案台上的剧本越堆越多。”
张会军担任院长后每天行政工作比较多,看剧本成为他的一种休息方式,他说,一方面是能享受学生们的创意成果,另一方面还能给他们提一些建议。采访时,张会军指着那张堆满剧本的案台说:“那上面堆着的剧本不仅仅是我学生们的心血,更是一座金矿,我能在里面淘出金子,推荐给合适的制作人,让优秀的本子形成好看的电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据说,《疯狂的石头》的导演宁浩也是张会军院长的学生,当初宁浩就是先把他的剧本拿给张会军,说是想拍一部低成本的电影,张会军看了之后觉得眼前一亮,于是就把这个剧本推荐给刘德华,刘德华看到本子如获至宝,立刻决定投资拍摄。《疯狂的石头》在电影院里疯狂起来后,香港喜剧明星周星驰还找张会军抱怨说:“这种电影应该是我的特长,为何要偏心,推荐给刘德华!”
在张会军院长办公室的墙上有一张老照片非常吸引人,那是他们电影学院78班的毕业照,张会军说:“是当年的高考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更是当年的高考令我们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最近,媒体上都在炒作第五代与第六代电影人的冲突问题,其实,在我看来,我们这一代人唯一的优势就是由于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特殊经历,使得我们更懂得珍惜,从不敢懈怠,我们是更懂得奋斗的一代!”
张会军,生于天津,10岁时全家迁到北京。中学毕业后下乡山西,1977年恢复高考后,于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为摄影系78班班长,与张艺谋、陈凯歌、顾长卫等中国著名电影人同窗四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电影教育26年。现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北京影视研究基地首席专家,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
记者:听说您的童年是在天津度过的,讲讲童年在天津的经历。
张会军:我家住在天津睦南道105号,在常德道小学上到五年级时全家搬到北京,因为父亲是新华社天津分社的记者,被调回北京工作。当年的新华社天津分社就在睦南道上,我童年的生活空间就是五大道。现在我对天津的印象、对童年的印象依然还是五大道上各式各样的小洋楼及那里特有的静谧。这些年,天津的变化很大,但是,我最欣赏的就是天津在城市建设当中对于五大道这样的历史风貌的保护和修缮。五大道代表了天津的城市文化,是天津一个重要的城市符号,至少,这个符号深刻地记忆在我的脑海里。更重要的是,天津的每一座小洋楼都是一部情节曲折的电影。
记者:您是30年前恢复高考后考上艺术院校的第一批学生,当初为什么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
张会军: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我们参加高考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改变命运。张艺谋原是陕西咸阳棉纺8厂的工人,张铁林是西安火车站的搬运工,吴子牛是在重庆长江边上拉纤的纤夫。那个年代,人的身份和性质都是被划定的,很难改变,唯有参加高考。
我小学一毕业,“文革”就来了,进入中学后,学校也不怎么上课了,我带着茫然奔赴了黄土高原,成为一个没有什么知识的知识青年。受父亲的影响,我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记者。为了理想我没有放弃读书,找到一本书能看好几遍。为了离记者的要求更近一点,我还自学了摄影,而摄影一下子就把我给迷住了。我回城后在一所学校当老师,但我的理想还是当一名记者或者摄影师。
恢复高考后,我一年参加了两次高考,一次是参加了7月的高考,考的是文科,同时还报考了艺术院校,就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当时,我高考的志愿是人民大学新闻系,我也考上了。而艺术院校是提前考试,提前招生,我先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一个月后,才接到了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录取通知书。由于我痴迷摄影,所以就选择了北京电影学院。
记者:30年前的高考被称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您参加的又是比较特殊的艺术院校考试,当时考艺术院校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
张会军:我记得当年报考电影学院有18000人,报名考试时,整个院子都挤满了人。但是,当年我们摄影系一个班才招收不到20个学生。
那时候参加高考没谁逼你,就是自己逼自己,因为我们吃了太多的苦,荒废了太多的青春年华,我们要改变命运呀,必须拼搏,甚至是拼命!
那时候,我们对于电影基本是无知的,谁要是知道几部美国电影的名字那简直太令人崇拜了。当年参加艺术考试时,还没进考场就被候考的人给吓蒙了。摄影系考试要带自己的摄影作品和绘画作品,有的同学带着彩色照片,那简直就是鹤立鸡群;还有的同学带着大卫、维纳斯的素描作品,我都看傻了,从来没见过!我当时带的两张照片,一张是在北海公园拍的景物,另一张是拍了我一个亲戚家的老头儿。我觉得这根本没办法跟人家比。可是,发榜的时候,我们这些比较朴素的无知者却榜上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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