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吗？
——学习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的体会
近来，有人宣称，“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说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修正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歪曲成修正主义。有人歪曲恩格斯晚年所写《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以下简称《导言》)，称恩格斯在《导言》中改变了早期的革命观点，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这些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是完全错误的。
一、恩格斯在《导言》中坚持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
《导言》是恩格斯于1895年2月至3月间为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单行本出版而写的，是一篇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在这篇光辉著作中，恩格斯对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分析方法和基本观点给予充分肯定，深刻指出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经受了实践的检验，特别是指出了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恩格斯还根据经济发展和斗争形势的变化，对马克思和他在1848年关于革命进程和策略的一些看法，进行了反思，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改变了被实践证明了的错误结论，同时，又勇于理论创新，提出符合时代需要的新的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期间，曾经认为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无产阶级能够通过一次突袭达到革命的胜利。但近50年的斗争实践证明，战胜资产阶级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可能通过一次突袭取得胜利。因此，恩格斯从实际出发，十分坦诚地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5页)，“在1848年要以一次简单的突然袭击来达到社会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同上，第598页)。恩格斯虽然改变了当时过于乐观的估计，但对工人阶级的正义事业始终充满信心，对无产阶级的未来寄予希望。恩格斯进一步从革命斗争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进行了深刻分析，明确指出，“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经济革命自1848年起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这一切都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生的，因此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同上，第597—598页)。在资本主义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的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就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同上，第598页)。为了夺取最后的胜利，就要教育、发动群众，积聚力量。恩格斯指出，“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最近五十年来的历史，已经使我们领会了这一点。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而我们现在正是在进行这种工作，并且进行得很有成效，竟使敌人陷于绝望了。”(同上，第607页)恩格斯在《导言》中改变了对旧式起义、街垒战的看法，深刻指出，依靠旧式起义、街垒战的斗争方法，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他说：“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这一点是值得在这里较仔细地加以研究的。”(同上，第595页)“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同上，第603页)恩格斯还对这种改变的必要性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因为政府军的训练加强了、素质提高了、纪律严格了、武器精良了，城市建设的面貌也改变得不利于巷战和街垒战。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不应贸然走到“枪鸣剑啸”的街头去作无谓的牺牲。但同时，恩格斯也深刻指出革命权利是神圣的，巷战也并不是毫无意义了。他说，“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从1848年起，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变得有利得多了。这样，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对比关系有其他的因素来抵销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同上，第606页)这里的“决不是”三个字，回答得十分坚定、清晰、有力。他还特别指出，要取得胜利主要是应做好政府军方面的工作，使他们站在人民群众一边，不向人民群众开枪。恩格斯的这一论断在中国革命斗争的进程中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在上海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而此后在“左”倾盲动主义领导下搞的城市起义、飞行集会没有一次成功，并使革命受到重大损失。当然，在宣传群众、扩大社会影响上还是起了一定作用。
恩格斯在《导言》中阐明了新形势下无产阶级要学会利用普选权这一崭新的斗争方式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十九世纪6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一度认为普选权在德国这样的国家，对工人来说只是陷阱，是政府的欺骗工具。到70年代初，他们从德国社会民主党利用普选权的最初战绩中，看到“普选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行动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04页)，并逐步地阐明了它的重要作用，称之为“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1页)，是“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同上，第603页)。恩格斯虽然肯定了普选权在工人阶级政党斗争中的作用，但却没有把希望完全寄托在选举上，他明确说明工人阶级决不能因为利用普选权而放弃自己的革命权。他说，“不言而喻，我们的外国同志们是决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革命权的。须知革命权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一无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同上，第608页)。事实上，利用普选权是设想把一种合法斗争、日常工作同实现目标、夺取政权的革命决战相结合的策略，是为了促使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同上，第609页)，从而为将要到来的革命作准备。恩格斯还指出，这种普选权只是适应现在的形势，不是永恒的。待工人阶级力量壮大到威胁政府时，统治阶级就会改变和破坏法律，糟蹋选举。
恩格斯的这些观点，充分说明他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善于分析研究新情况，并且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与时俱进，放弃或改变原来的结论，提出新的观点或理论。上述某些看法的改变不仅不能证明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反而进一步丰富了他的革命思想。因此，我们在认识恩格斯改变了什么的时候，还要看到他坚持了什么，发展了什么，这才是辩证的，才能避免片面性。
恩格斯晚年为了捍卫革命思想，在《导言》发表过程中同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进行了坚决斗争。这从他的几封书信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在《导言》将要公开发表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借口帝国国会讨论“防止政变法草案”，国内又形成了紧张局势，因而“坚决要求恩格斯把这部著作中在执行委员会看来是过分革命的调子冲淡，并使它具有更为谨慎的形式”(同上，第766页)。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这种不坚定立场和它力求“仅仅在合法范围内进行活动”的做法，恩格斯虽然不得不予以考虑，但同时也作了十分尖锐的批评。他在1895年3月8日致理查·费舍的书信中说，“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1页)1895年3月3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发表了一篇题目是《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的社论，社论未经恩格斯同意就从《导言》中断章取义地摘引了几处，因而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恩格斯是“无论如何要守法”的捍卫者。对《前进报》的这种不光彩行为，恩格斯非常愤懑，坚决反对这种歪曲他的观点的做法。他在4月1日给卡尔·考茨基的书信中说，“使我惊讶的是，今天我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我将非常明确地把我关于此事的意见告诉李卜克内西，也告诉那些(不管是谁)事先一个字也未通知我而给他这种机会来歪曲我的观点的人。”(同上，第432页)4月3日，在给保尔·拉法格的书信中，恩格斯又一次对此事作了批评，“李卜克内西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同上，第436页)恩格斯的这些书信都是围绕《导言》，而且是在《导言》发表之后写的，从中可以看出，他捍卫无产阶级革命权、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立场是非常鲜明的。那种认为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二、旧社会能够和平长入新社会吗？
有人说，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首倡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其主要“论据”是，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这一著作中曾经说过，“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页)。那些用这段话来为自己的错误观点立论的人，完全是断章取义。因为，恩格斯在讲这段话的同时，用了大量笔墨告诫人们，在当时的德国旧社会是不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的。如果我们把恩格斯的这段话前后联系起来看，他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基本观点是十分鲜明的。他说，“现在有人因害怕反社会党人法重新恢复，或者回想起在这项法律统治下发表的几篇过早的声明，就忽然想要党承认在德国的现行法律秩序下，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党的一切要求。他们力图使自己和党相信，‘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而不问一下自己，是否这样一来，这个社会就会不像虾要挣破自己的旧壳那样必然要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长出来，就会无须用暴力来炸毁这个旧壳，是否除此之外，这个社会在德国就会无须再炸毁那还是半专制制度的、而且是混乱得不可言状的政治制度的桎梏。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但是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这种做法，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同上，第273页)“在德国连一个公开要求共和国的党纲都不能提出的事实，证明了，以为在这个国家可以用和平宁静的方法建立共和国，不仅建立共和国，而且还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大的幻想”(同上，第274页)。这就不难看出，把恩格斯针对特殊国家、特殊条件下提出的可能性——仅仅是可能性，当作一个普遍性的结论，借以否定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恩格斯的革命思想是一以贯之的，时隔4年，在《导言》这篇光辉著作中，他进一步阐述了同样的观点。在论述选举制和议会斗争的作用时，恩格斯明确指出，这种选举制到工人阶级力量壮大到威胁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时，他们就会破坏法律，实行独裁，恢复专制。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鼓吹旧社会和平长入新社会，是根本错误的。恩格斯的这个伟大预见已被国际共运的实践所证明。1932年11月德国大选中，共产党在议会中有100个议席。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后宣布解散国会，重新大选，不择手段地打压共产党，并于1933年2月制造了“国会纵火案”，逮捕了包括德共领袖台尔曼及侨居德国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在内的4000多名共产党人。在同年5月的大选中，共产党仍然获得81个议席，而希特勒却宣布共产党的议席无效，为其建立独裁统治，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准备，这些都是很好的证明。
三、恩格斯晚年始终不渝地坚持共产主义理想
有的文章说，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所谓“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其“根据”是，恩格斯1893年5月11日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发表谈话时说，“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同上，第628—629页)实际上，恩格斯在这里虽然没有提“共产主义”四个字，但是他在说完上面这段话后又接着说，“当我们把生产资料转交到整个社会的手里时，我们就会心满意足了”(同上，第629页)。这句话说的不正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吗？还需指出，恩格斯上文说的“没有最终目标”，是指“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因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是不断发展的，没有止境的，不可能设想出未来发展的若干详细情况。
四、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说成是布朗基主义者毫无根据
有人撰文说，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布朗基主义者，这是一种歪曲。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布朗基其人。布朗基(1805—1881)，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参加过1830年的七月革命和1848年的二月革命，组织过“四季社”等秘密团体，领导过多次秘密起义；1870年创办《祖国在危机中》报，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在狱中缺席被选为公社委员；1879年出狱后创办《不要上帝，不要老爷》报，继续从事革命斗争；在他从事革命活动的50年中，有30余年在狱中度过，曾两次被判死刑；反对私有制度，主张通过政治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但认为通过少数革命家的起义和专政，即可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著有《祖国在危机中》、《社会批判》等。布朗基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但其基本策略是少数人的起义或阴谋手段，这与马克思主义主张的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夺取政权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对布朗基的英勇精神给以高度评价，但对其策略进行了原则性的批评。
第一国际成立于1864年9月，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及策略的基础上的。马克思是第一国际的实际创始人，也是第一国际的真正领导者。第一国际与每一个国家的工人组织建立联系，“至于布朗基主义者，则一开始就被拒绝加入国际组织，因为他们坚持阴谋策略”。但由于第一国际并不十分严密，亦难免有布朗基主义分子混杂其中，他们从一开始就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后来又受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批判，怎么能把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同布朗基主义者混为一谈呢？
五、中国共产党领导人1956年前没有读过《导言》吗？
有人说，《导言》1930年才在苏联出版，1956年才在中国出版，好像说在此以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没有看过《导言》。但是20世纪30年代，中共有很多人在莫斯科工作或学习，其中懂俄文的大有人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与苏共及第三国际逐步恢复了联系，时有往来，是否就没人看过呢？不可主观臆断。《导言》1956年在中国出版，但苏联1954年编纂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二卷集)中文版就收入了《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正文开篇就是恩格斯的《导言》，怎么能断言1956年前中国共产党许多领导人就没有看过呢？何况当时在苏联参与编纂马列文选的人中，就有不少中国人。再者，是否还有比1954年更早的中文版本，尚需进一步考证。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与民主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
现在有一种错误观点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这从根本上混淆了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与民主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在经济上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在政治上坚持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试金石”和“分水岭”。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纲领、宗旨、路线与民主社会主义是根本不同的。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民主社会主义、修正主义，是根本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必须全面、系统地学习才能准确把握，它决不是靠只言片语或某一文章中说到什么、没有说到什么就能理解的。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每一篇文章，还应具体了解其写作的历史背景，弄清楚是在什么情况下、针对什么事情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是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科学，其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不能改变的，但个别结论要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正确理解。各个国家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进行理论创新，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
马克思、恩格斯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撰写了大量著述，奠定并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与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独自挑起了这副重担，他晚年一直积极进行反对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的斗争。1891年3月，恩格斯在纪念巴黎公社20周年之际，再版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并针对当时出现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思潮，写了一篇导言。1891年6月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理事会起草的《爱尔福特纲领草案》，容纳了“现代社会长入社会主义”等机会主义观点，根本不提无产阶级专政。为了清除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影响，恩格斯决定公开发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并为它写了序言。在生命的最后岁月，恩格斯还写了大量书信，批判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这样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怎么会突然之间，在一篇文章中用几句话否定自己的一生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