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五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
1951年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开展的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建国以后第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重大运动,堪称“开国第一文化冤案”。然而,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当年在批判武训和陶行知的公案之内,还包含着另一桩江青和陶行知恩恩怨怨的公案。
在批判《武训传》运动中,江青走上前台
早在20世纪20年代,陶行知就是武训艰苦办学精神的崇拜者和宣传者。抗战时期在经济条件极端恶劣的情况下,为了维持设在重庆的育才学校,他又倡导新武训精神,以期战胜困难,坚持办学。他曾有一个通过文艺向社会广泛宣传武训精神的计划,内容之一即是约请田汉和安娥夫妇分写有关武训的话剧和歌剧,请孙瑜负责武训的电影。1946年7月,在反内战运动高潮期间,他因劳累过度突患脑溢血逝世。为了实现他的遗愿,孙瑜根据当年陶行知所赠有关武训材料,写成电影文学剧本,并为中国电影制片厂执导此片。1948年中影迁往台湾,孙瑜于次年2月加入昆仑电影制片厂,并继续执导拍摄为昆仑厂买下的《武训传》。
《武训传》于1950年底完成。在中南海试映时,一百多位中央委员观看了这部影片。许多中央委员都称赞影片拍得好。朱德热烈地握着孙瑜的手说:“这部影片很有教育意义。”
风云骤变。5天后出版的《文艺报》四卷一期以醒目的位置刊登了一组批判文章。5月10日出版的《文艺报》四卷二期则发表杨耳《试论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直接把这场批判挂连陶行知身上。6天后,《人民日报》转载经过修改后的杨文,并将题目用诘问句标示,显得更具战斗性:《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5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显著地位发表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社论还一一罗列了发表在京、津、沪等地十几家报刊上四十余篇赞扬武训精神和《武训传》的文章,点名批评了1951年初出版的3本颂扬武训的新书。
批判运动开始后,江青终于走到前台。她用李进之名,率领一支由《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成的有12名成员的“武训历史调查团”,直奔武训家乡山东堂邑进行调查,写出了一篇长达数万字的《武训历史调查记》,从当年7月23日到28日,分6次在《人民日报》全文刊出,为正在轰轰烈烈推行的批判运动添加了不可多得的发旺的燃料。
在运动中,一批声名显赫的上层民主人士相继公开著文检讨,方始过关。文艺界一大批知名演员和导演更是在劫难逃,尤以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时与江青有过恩怨关系的赵丹等人首当其冲。《人民日报》特为主演武训的赵丹发表专文:《赵丹与武训》,足见一斑。教育部的机关刊物《人民教育》在一年多时间里接连发表了十几篇批判陶行知及其学生的文章。
江青的插手介入,与其20世纪30年代以来同陶行知及其学生的恩恩怨怨不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