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5年的一天，70多岁的老母亲对我说：“人死了以后，一下子烧掉怪可惜的，还是捐献遗体好，遗体可以解剖用作医学研究，有些器官还可供移植救人。”她还动员我一起去办理捐献手续。我为母亲这种无私的品德深深感动，1986年，我们母子俩一起领了遗体捐献证书，成了当时人数不多的捐献遗体的志愿者。1997年，83岁的母亲静静地走了，复旦大学医学院遗体接受站特意剪下她的一缕白发，给我留作纪念。
母亲捐献遗体的愿望实现后，我听到了不少风言风语，居然有人问我：你把你母亲的遗体卖了多少钱？在这种情况下，我含泪写下了一封“我对母亲的最后一次爱与孝”的信，寄给了《解放日报》，1998年1月10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我的信，并以《母子捐遗体，风波骤然起》为题整版编发了一期关于捐献遗体的专题报道，意在破世俗偏见，树文明新风。想不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黄菊同志看了报道后，特地请来上海市卫生局局长刘俊、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袁惠章和上海红十字会第一登记接收站负责人徐祖德一起座谈，表示支持把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的先行者的精神，支持登记接收站的工作。黄菊同志说，我1938年生于上海，匆匆已六十年，我志愿身后无条件地捐献给医学科学事业，以尽自己最后一份力量。黄菊同志将捐献申请登记表递交给了接收站，1998年4月21日，市红十字会会长谢丽娟同志将纪念证发给了黄菊同志。1998年5月8日我参加了本市召开“纪念世界红十字日50周年暨捐献遗体、骨髓志愿者代表大会”，黄菊同志以一个志愿者的身份发来贺信，向捐献者表示崇高敬意，黄菊同志说：捐献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既倡导移风易俗，又行善造福，树新风，同时也可以在生命历程的最后一站为医学科学事业作出最后的贡献。会上市红十字会负责人谢丽娟介绍了黄菊同志树文明新风身体力行，已办妥了捐献的有关手续。我因此受到很大的鼓舞，于是在家里开设了一个咨询捐献遗体的热线电话，在6年多时间里为800多人提供了无偿咨询服务，其中有500多人实现了志愿登记的愿望。来电咨询中极大部分人被黄菊同志的精神而感动，他们说这是最崇高的境界，黄菊同志给市民带了一个好头，今后一定会有更多的志愿者涌入到这一爱的暖流中去。
1999年上海电视台拍摄了一部反映上海遗体捐献事业的纪录片《爱洒人间，永远永远》，黄菊同志在电视中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其中他有一段动容的话：“我参加登记也是作为一种对新风俗的支持，说了就要做到，这是表达我的心愿。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复旦大学教授、知名历史学家96岁的周谷城生前多次给我讲到捐献遗体，而且非常坚定，他的家属――夫人、孩子也非常豁达，支持他的行动，人家民主党派能做这件事，我们共产党员难道不带头。”最后黄菊同志讲：“我们支持、理解、尊重捐献遗体这件好事，能让更多人来参与这件事，我相信爱洒人间，永远永远。”我也参加了这部纪录片的一部分拍摄，黄菊同志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和一个共产党员，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风亮节，让我心中充满敬意。如今黄菊同志因病去世，但他在生病期间，十分顽强地同病魔作斗争，他一边治疗，一边带病坚持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黄菊同志，你不会因离去而遥远，我们永远怀念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