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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与新浪新闻中心联合开展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在被问及“新社会阶层”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时，58.5%的人认为“非常大”或者“比较大”。但是，一半(50.5%)受访者并不认为自己属于这个新阶层。更有意思的是，尽管人们更倾向于认为新阶层的社会贡献大、生活富足、文化水平高，但如果可以选择，更多的人(42.3%)还是愿意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就业，而不是选择非公经济领域或自由职业。(《中国青年报》6月18日)
显然，在面对“新社会阶层”时，大多数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人格分裂”：一方面，对“新社会阶层”的赞赏有加，说明的是不少人心向往之；但另一方面，不少人或多或少地对这一阶层心存顾虑，更愿意选择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就业。这一点，从“新社会阶层”的“叫好不叫座”，以及公务员考试一年热过一年中就可窥见一斑。
“新社会阶层”会对公众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根据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喜庆的介绍，“新社会阶层”大约有5000万人，加上在相关行业的所有从业人员，总人数约1.5亿。他们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贡献了全国近1／3的税收，每年吸纳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与此同时，他们的社会参与意识和政治诉求在逐步增强。
生活富足是表达政治诉求的物质前提，而政治诉求增强所带来的制度化成果，则是确保生活富足的“定心丸”。无疑，“新社会阶层”的政治诉求集中于公平、正义、民主和法治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制度，因为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的社会阶层，“新社会阶层”恰恰承载了确保社会公平有序流动的重任。正因为兹事体大，所以也任重道远。不久前社科院的调查就显示，“新社会阶层”正遭遇到来自精英联盟的权力排斥。这说明，诉求归诉求，但诉求得到满足却是艰苦卓绝的过程。
“新社会阶层”诉求的是一种良性的制度变迁，但制度的变迁无一例外地需要大量的行动者。这不仅需要“新社会阶层”自身的努力，同时需要更多人的参与和支持。当不少人不认为自己或者不愿意承认自己属于“新社会阶层”，并且更倾向于选择躲藏在体制的庇佑下隔岸观火，证明的不仅是新社会阶层的散沙一片，还有“新社会阶层”缺乏充分的社会和舆论援助的尴尬。
观望和坐而论道注定无法推动制度变迁，当“新社会阶层”背负着沉重政治诉求的壳，像蜗牛一样一步一步地往上爬时，其实大多数人都在扮演着“沉默的大多数”角色。不少人对体制的依恋，并不代表其多么不愿意为制度变迁承担任何风险，更愿意坐享其成——等候他人突破体制的藩篱，分享其成果。
“搭便车”心理注定无法催生制度变迁的行动者，反倒会造就制度变迁中的“公地悲剧”。当所有人都试图通过寄生体制的方式分享他人的成果时，事实上没有人会去充当制度变迁的行动者。孤立无援的“新社会阶层”在诉求四处碰壁面前，也会放弃具有普遍价值的诉求，而去迎合或者依附于权贵来分得“一杯羹”。这不仅是“新社会阶层”的悲哀，更是“体制内人”所不欲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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