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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因负疚而辞职，哪怕面对民众极度的哀伤、痛苦、愤怒乃至绝望，官员们稳如泰山。
济南突然成了一座国内外传媒频频关注的城市。7月9日，一辆小汽车在行驶中突然爆炸，造成一人死亡；7月18日，济南大雨，造成26人死亡，银座购物广场损失尤为惨重；7月19日，济南再传爆炸声，图腾炭烧吧遭纵火爆炸，造成1人死亡。
有多少坏消息，相应地就要涌现多少好消息。于是我们听说英雄城在暴雨中屹立、听说人民警察英勇拘捕网上发布消息的普通市民，惟独没有看到哪位官员对灾难的不断发生表示道歉，当然更无人辞职。
这样的事情，其实已是惯常。曾几何时，官员引咎辞职被作为一种问责处理方式而进入官员管理程序，人们普遍抱以期待，认为这将激发官员的政治良知和政治耻感，并以个人方式承担责任。但直到今天，何尝见到任何一个官员主动引咎辞职？
无人因负疚而辞职，哪怕面对民众极度的哀伤、痛苦、愤怒乃至绝望，官员们稳如泰山。他们是否有不安，是否有自省，是否有官位不保之外的忐忑，无人知道。人们看到的永远是，一旦站到民众面前，官员就一派振振然尊严难犯。这种情形，背离了人们对“人民干部”的期待，也背离现代民主政治所要求的官员准则，更背离自古及今的政治道德。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官员为自己没能让民众获得基本的生存和安定而羞愧，是一种起码的政治良知。现代民主国家的官员因为言行不当而自请辞职，无论出自真诚还是一种作秀，至少体现了对民意的顺从或者呼应。而我们的“人民干部”几乎不会公开展现自己的政治良知和政治耻感，一待出现恶劣事态，全然静候上级发落，置民意于无物，置个人内心的感受于无地，似乎既没有体验到民众的压力，也没有听到过良心的声音，听到的只有上级的命令，无形一副冷漠、冷酷、麻木、苟且的面孔。
事实上，官员的权力得失决乎于上，使得官员不仅难以以个人方式面对民众，而且必然使之只能听到和遵从来自上级的声音。纵然有“引咎辞职”这个法定选项，也被嵌入指令性程序，主动辞职因此变味为“遵命辞职”。于是，官员基本失去了“自行出列”的可能。在队列中，实质上只有“处罚”和升迁，而没有悄然离开的空间，悄然离开意味着自行其是，自行其是则是目无纪律，往往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终结。而我们的官员往往是职业官僚，除了做官，少有别的去处可寻。他们的全部生存资源都依托于官场，一旦“自行出列”，就不免“万事皆休”。如斯结局，当然令他们望而生畏。
这样的一种制度安排，使官员个人的政治道德变得不再重要，而且形成了一种虚假的意志。即便有着怎样的渴望，场面上没有一个人会承认自己想做官，做官似乎都是组织安排的结果，人们因此很难得知官员个人的真实心态，场面话和场面行为曲曲折折，真假莫辨，直言和直行是违反官场潜规则的，是要遭到惩罚的。在一个又一个事件发生后，是否有官员提出过辞职，以及是否有官员产生过内心的不安，也就无从判断了。这就是说，官员不仅难走自行退出的程序，甚至没有向公众表达退出意愿的可能。
为了维护基本的政治耻感，为了展现基本的政治良知，应该建立一个非处罚性的通道，使官员能够在不被视为“离心离德”的前提下自动去职，这既是对官员可能产生内疚感这种人性的体谅，也是对政治生活真实性的一种恢复，更是为尊重民意打开一个通道，而不至于让民意程序性地堕入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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