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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令城市中低收入人群备感生活压力
“原来中饭两荤两素，现在减少一只荤菜。”上海虹口区居民徐雅卿说。
近来多种食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令中低收入人群备感生活压力。《瞭望》新闻周刊调查发现，城市居民生活已或多或少受到物价快速上涨的影响。接受采访的专家指出，面对物价的快速上涨，政府应承担更多公共责任。
有些人重回“节衣缩食”
退休多年的徐雅卿和老伴住在上海虹口区曲阳社区，过的是上海典型的退休工人生活：夫妻俩每月有2000元左右的退休工资，每月在看病、吃药上花去不少钱，余下的钱大多用来购买柴米油盐等生活物品。
“现在我们炒菜放菜油，只能像用麻油一样滴几滴。”徐雅卿掰着指头向本刊记者诉说日子的变化：“本来买一只鸡两人一天吃完，现在要吃两天”；“过去家里常做红烧肉，现在是炒个毛豆肉丝，加几根肉丝添点荤味，买一斤猪腿瘦肉，要吃一个礼拜”；“门口早点摊的烧饼价格还是5毛一个，但是小了很多”；“原来每天早晚共喝两杯牛奶，现在只喝一杯，晚上不喝了”；“经常早起去超市门口排队，以便能买到当天限量的促销货，或是晚上晚点去，买超市的处理货”……
这一切都源于近期物价的上涨。善过日子的徐雅卿对此一清二楚：去年年底，5升装的鲁花花生油是60多元一桶，现在要卖到近110元；几个月前，猪后腿的瘦肉是8元多一斤，现在涨到15元，夹心五花肉则要17元多；买5个辣椒，原来只要几毛钱，现在要两元。“为了省钱，只好少吃点。”徐雅卿的爱人老王现在每天早上和邻居晨练时凑在一快儿，常常谈论：“衣服贵了，我们可以不买来穿，但食品再贵，也得买来吃。这物价蹿升得这么快，到底怎么办？”
家住上海闵行区莘城苑的戴俊平，孩子出生刚8个月。物价虽然上涨，但人不能减少“食量”。这让他肩头重担骤增。“每个月奶粉多出40多元，鸡蛋多出20多元，肉多出50多元……”他说，现在一家三口每月开销比涨价前多出400多元钱，将近他月工资的1/10。
戴俊平是上海一家食品生产企业的销售经理，妻子在一家公司做文秘，两人的收入“够得上中产阶级的生活”。最近一段时间物价上涨，使他上班“打的次数都少了很多”。他说：“工资、奖金的上涨一直落后于房价、物价的上涨，坦白说，我对我们拥有的收入、财产等都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
这几天，上海沪南公路的农产品批发中心，每天清早都会有许多不做生意的普通居民前来“团购”。一位居民算了笔账：以猪前腿夹心肉为例，每公斤在26元左右，一些品牌肉更贵。但直接去批发中心，25公斤一箱“二号肉”的批发价是395元，一公斤不到16元，能省去10元。买一箱冻肉，每个人分五六斤，就够吃一星期了。批发中心肉禽部负责人说，以前过来买整箱肉的都是酒店和食堂的客户，最近增加了很多结伴而来的普通居民。
一条“涨价”的曲线逐渐攀高，许多接受采访的上海市民表示，这一轮涨价虽然对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产生“伤筋动骨”的影响，但是很多人在心底里都有一种担忧，担心通货膨胀的日子又要来了。此外，“工资的上涨速度远远跟不上物价的涨速”。
成本推进型价格上涨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权衡指出，此次价格上涨市民之所以特别敏感，主要是涨价的商品都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而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不能简单地划等号。”权衡说，通货膨胀在经济学上的严格定义是总的物价水平持续地大幅度上涨。产生通货膨胀的原因多种多样，通常有需求拉动型、成本推进型，也有两种因素共同造成的价格上涨。
权衡分析，从此次物价上涨的原因看，并非需求增加引起。事实上，食品需求弹性比较小，例如肉、蛋、禽属于生活必需品，需求相对比较稳定，不会因为价格高低而影响消费。
而与肉、蛋、禽相关的农副产品价格上涨，直接影响到此次物价上涨。像饲料涨价影响到猪肉价格上升，农用生产资料涨价影响粮食价格上升。我国长期以来很多资源要素价格偏低，包括劳动力成本、农副产品价格都非常低，随着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资源要素价格会重新估价，逐渐上升。从这一点来讲，必然会引起成本推进型物价上涨。
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熀松认为，这一轮物价上涨，主要原因一是去年生猪量供大于求，导致猪肉大幅跌价，今年的生猪存栏量大减，导致供不应求；其次是国际油价的上涨使生物替代型能源的需求增加，玉米等原料价格上涨，猪的饲料价格也随之走高。
“实际上，以猪肉为龙头的农副产品价格上涨，既符合提高农民收入的要求，也符合经济规律自身发展的要求。长期以来我国的农副产品价格很低，城镇人口的工资增加了，而农民的收入增加相对较慢。因此，调整农副产品价格有其合理性。”刘熀松说。
权衡认为，对政府来说，宏观调控的对象不应是对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压低，而是要想办法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收入增长指数要高于物价上涨指数。我国以往收入增长速度一直低于价格上涨速度，劳动力工资收入在GDP中的份额，在世界主要国家中是非常低的，“政府不要去干预市场价格，而要解决收入增长问题，提高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确保收入增长的指数高于价格上涨的指数”。
政府应承担“托底”责任
家住上海广中支路的居民尤金宝发现，在粮油价格波动的同时，政府的补贴力度也相应在加大。从今年第一季度起，尤金宝一家每月享受的“帮困粮油补贴”额度，已经从40元提高到45元。“虽然只增加了5元钱，但对我们的生活是一种帮助，这说明政府没有忘记关心我们。”尤金宝说，目前他和妻子双双下岗在家，从2004年起，他们11岁的儿子每月开始领取政府提供的“帮困粮油补贴”。
据上海市民政局介绍，从1995年7月起，上海对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70岁以上老人、父母重残或失业、16岁以下少年儿童等7类人员，实行“帮困粮油补贴”。从今年初起，粮油价格有部分波动，从第一季度起，上海对帮困粮油的折算价格作出调整，增加了5元的补贴额度。据介绍，今后上海调整低保标准时，将把粮油波动因素一并考虑在调整范围之中。
针对当前价格总水平上涨较快、市场价格行为不规范等问题，国家发改委近日紧急下发通知，要求各地严格控制政府提价措施的出台，要审慎采取价格干预措施，一般商品价格均应由市场调节，正常情况下政府不应直接干预。不过同时引人关注的是，近期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要求各地采取适当措施提高低保标准，发放临时补贴等措施，确保中低收入居民生活水平不降低。《意见》还要求保障大中专院校食堂肉类供应，采取定点直供、适当补贴等措施，稳定学生食堂饭菜供应，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必要的补助。
刘熀松认为，物价大幅上涨，对农村无地、不事饲养的农民以及城市中低收入人群还是有一定冲击的，这也是政府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应该采用财政转移支付的行政手段，加强对他们的补贴，保证他们的最低生活水平不下降”。
他还建议，我国应建立重大农副产品的储备制度。“在国外，农副产品实行保护价收购政策，如果粮食价格跌落，政府就以高于市场价收购，将粮食储备起来，等到市场供不应求时，政府再卖出，以此来保护农民的利益”。我国政府在调控时既要考虑到保护农民利益，提高农副产品价格以增加农民收入，又要考虑物价上涨带来城市中低收入者购买力下降，采取措施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
“要求政府不能过度干预市场，并不是说政府应该毫无作为。”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认为，物价快速、大幅上涨，不仅影响到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也给中等收入人群带来一种“担忧感”，“这个时候，政府更应及时承担起公共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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