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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骂传统历时已久
1995年，8岁的凌力就开始看球。彼时的国安风头正劲，虽没有得过联赛冠军，但在1996年、1997年连夺足协杯冠军。1997年还在联赛中创造了对申花的9:1大胜纪录。球星高峰、曹限东号召力一时无二，国安的主场球市一片火爆。
在媒体报道中，“工体不败”、“国安必胜”的口号反复被提起，而在现实中，京骂的声音才是场上的统治者。
由于京骂本身的内容，电视转播很少会播放现场的画面和声音，平面媒体也不会展现京骂，没有到过工体现场的人，根本无法感受全场京骂的骇人气势。
一名曾在现场看球的球迷说，“那声浪，简直能把人给震倒！”
“我感觉他们喜欢这种助威方式。”凌力认为，国安的本土球员也不会排斥京骂。凌力的理由是，在有球迷扔矿泉水瓶时，国安球员会主动打手势制止，但在京骂声响起时，酣战中的球员比较少去主动制止。
不过，京骂一开始就遭到了媒体批评。一名外地球迷说，在1995年他就见到有文章评价北京球迷说———北京球迷很热情，开场前会集体唱国歌，可没过几分钟，刚刚在唱国歌的几万张嘴，却开始集体骂人了……
2000年左右，北京媒体也对包括京骂、膀爷这种有悖现代城市文明的现象，加大力度进行批判。
国安的球员也在各种公开场合里，劝告球迷不要京骂。
2001年，球迷协会“绿色狂飙”要求会员每年签署“做首都文明球迷承诺书”，其中有内容是：“文明观赛，不喊京骂”。
同一年，在工体的大屏幕牌上，还打出了“人人制止京骂”的口号。工体还专门录制欢呼声，场上一旦出现集体京骂，就用高音喇叭播放，将京骂“覆盖”。
2005年成立的球迷协会“御林军”，更是极力反对京骂，并以整场高歌助威的专业球迷姿态，为国安加油。
然而，京骂却并没有被斩断。严重时，球迷们几无不骂之时———败也骂，胜也骂，裁判也骂，客队也骂，国安球员也骂。
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今年1月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坦言，接受不了北京球迷在赛场上集体谩骂的糟糕状况，“赛场‘京骂’经常让我难堪！”
与此同时，屡禁不绝的京骂也为国安带来反作用———客场比赛时，国安队也会招致当地球迷的喝骂。
凌力说，他到天津看球时，当地球迷甚至会带着乌龟进场，并在龟壳上贴上“国安”二字，并给乌龟挂上线拴的乒乓球。
而这一切，却很难改变一部分北京球迷。一个原因是，他们坚持京骂并无恶意，也算不上恶习。“我们没想给联赛捣乱，我们也跟客队的球员没仇。”凌力说。
这样情形与媒体当年对“膀爷”的批判面临的情形颇为相似，赤裸上身的北京爷们儿面对电视台记者的随机采访时，虽然也颇为不好意思，但还有人会认为，这只是老北京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与年轻躁动有关
除了凌力，还有5名“京骂联盟”成员受到了警方罚款、警告等治安处罚和批评教育，其中，最小的成员17岁。
京城民间球迷组织“御林军”的负责人孟然说，有一次他和“京骂联盟”的人吃饭，看到其中有一个女孩是售楼小姐，“他们都是一群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了”。
凌力说，参加他们QQ群的有不少的女孩子，成员的身份很复杂，有人是大型酒业公司的金领，有人是高中生，但都很年轻。
秩序和规则，让凌力和他的伙伴们心生抗拒。
23岁的王飞(化名)曾经是“御林军”的成员，“京骂联盟”出现后，他就转投门派，理由是“这里更自由”。
凌力曾想加入球迷协会，但却无法适应协会的各种规定。北京球迷协会“绿色狂飙”要求会员每场必到，购买套票，穿统一服装，站立看球；“御林军”虽然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极为严格的不许京骂的规定，让凌力无法接受。
对于“京骂联盟”与两家球迷协会的区别，凌力认为，最大的区别是自由。“谁不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啊。”
在“京骂联盟”这个自由来去、不交会费的组织里，在看台上带动更多人骂人，成为最具成就感的事情。
“很解气，平时的压力很可以释放。”20岁的凌力有家庭，有女友，却一直没有工作。但他不确定自己喜欢做什么、适合做什么，“现在只想找个工作，先干上几年。”
前途到底该怎么走，这种更长远的问题，也会时常困扰他。
“我感觉人人都有压力。”凌力说。
是不是足球流氓
8月8日是北京奥运会召开倒计时一周年，北京也正在进行奥运测试赛，7月底被高调公布的“京骂联盟”处理情况，被舆论认为是对奥运赛场风气的一次整顿。
有报道曾措辞称，对“京骂联盟”的处理是“北京警方首次对足球流氓作出拘留”。
对此，北京球迷协会“绿色狂飙”副会长徐东风说，这些年轻人的行为算不上足球流氓。
“足球流氓是个很严重的概念，又砸又挑逗的那种才算。”徐东风认为，他们只是骂人过瘾而已。“现在都搞文明赛场，这跟现在的气候太不相符了。”
“这应该不是单纯的球场问题，而是青春期的问题。”《体坛周报》记者颜强说。
作为专职的足球记者，颜强曾赴英国和欧洲大陆采访英超和欧洲重要赛事。他的著作《英国足球地理》曾专门开辟章节分析足球流氓。
颜强表示，“京骂联盟”的成员从年龄上还在反叛、反权威的阶段，球场是他们展示个性的地方。“他们这个年龄，在公共场合展示个性的地方太少了。”
在颜强的观察中，英国、德国盛产的“足球流氓”，其成员多为30岁到40岁的白人男子，多少带有种族歧视的特性，收入中等偏下，有着很强的劳工阶层的特性。“你说他们是球迷吗？他们可能对球不感兴趣，只是支持某个球队。他们到球场并不为了看球，他们与酗酒和暴力有关，专门是为了闹事，发泄社会情绪。”
“中国还没有足球流氓的群体，有的，只是个体。”颜强说。
在颜强看来，凌力和他的伙伴们面临的问题可能与教育有关，而不是单纯的球场问题。
“也许他们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这样的行为可能会减少一些。”颜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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