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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看上去很美》根据王朔同名小说改编，拍的就是大院里幼儿园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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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色浪漫》描写了大院里的一群老红卫兵几十年的人生沉浮。故事从１９６８年开始，一批高干子女沦为北京街头的顽主，他们动刀子、打群架，玩世不恭，但是最终也没有能够避免那一代人共同的命运：下乡、当兵、回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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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主要描写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北京一个部队大院出生的一群年轻人，从被高高围墙圈起来的“领地”走向社会的裂变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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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根据王朔小说《动物凶猛》改编。故事描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北京的一个军队大院里，以马小军为代表的一群少男少女，没有父母管教，没有老师的约束，过着阳光灿烂的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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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阳光灿烂的日子》、《血色浪漫》到《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这些以青春为主题的影视剧无不把镜头回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大院里的孩子。鲜明的时代印记勾起了几代人的共同回忆，也把目光引向“大院”这个已经尘封的舞台。
当时，２万多大院的耸立，形成了北京特有的大院文化。特别是部队大院，孩子们的那种优越感，随着王朔小说和据此改编的影视剧，而昭示天下。然而，时代变迁，原来的“大院子弟”只是精神上的贵族了。
北京的大院
从公主坟一直到北京西山脚下，空军、海军、通信兵、总后、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等司令部依次排开。
“小时候父母带我去王府井，就说是进城了。”姜云诚，生于６０年代初，总后大院高干子弟。他回忆说：“从小我们都以为自己是正宗的北京人，直到年纪很大了，才知道在大院之外，还有一个老北京。”
作家洪烛在一篇名为“北京的大院”的文章里写道：“很久以来，北京市民的居住环境有两种特色：首先是胡同多，据说真正带有土著血统的老北京，大多散落于古色古香、‘一箪食、一瓢饮’的市井生涯；其次，则是大院多。”
大院通常分为两类：一是部队、部委，二是大学、科研院所。这些“大而全”或“小而全”的大院，到１９８０年末，已多达２．５万个。
“几乎所有的军队大院都是统一制式，总后大院的布局干脆直接用苏联‘陆军总部’的图纸。这些大院就像一个个独立的小城市，有自己的办公区、生活区、食堂、服务社、礼堂、俱乐部、游泳池、医院、车队、幼儿园、小学，甚至中学。培英、育英、群英都是大院的子弟学校。”
部队大院
看谁玩得起气枪
新中国刚成立时，尽管“打江山”的老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多出身贫苦家庭，但他们的子女却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红色贵族文化”。《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里，方言、高洋等人用骄傲的口吻高喊：“干部子弟凶猛，请勿靠近。”
特权
大院子弟一定要玩“票”
姜云诚说：“我们院有奔驰车，去外地可以坐飞机。很多东西在地方上买不到，大院里面都有特供，我小时候还吃过Ｍ&Ｍ的巧克力豆。当时放内参片的除了人民大会堂、军博、政协礼堂，我估计最好的就是总后的礼堂了。那时我父亲在军队的文化系统，我能拿到一些特殊的票，提前混进去，从晚上７点一直看到凌晨３点钟，而且是同声翻译。”那会儿姜云诚有一个小本子，看完一个片子就赶紧把片名记下来，跟别人去比。你看过哪个，我看过哪个，这代表着“份儿”。
大院子弟身上普遍具有一种浪漫气息。“当年院里的孩子，谁玩得起气枪，或者背着吉他，会唱两首歌，这都是特别牛的。大院里头学小提琴、美术的孩子特别多，因为系统里面有文工团、宣传部，宣传部下面还有专业创作室。”
各个大院的孩子，都有自己的身份标志。“我印象中，海军的孩子穿一身蓝、白袜子、懒汉鞋（俗称“片儿鞋”）的边得是雪白的。自行车也有讲究，卸掉后座，同伴坐在前头的大梁上。陆军的孩子片儿鞋是棕红边、深蓝色袜子，自行车座椅拔到最高，前面带一个，后面带一个，呼啸而过。”
姜文所拍《阳光灿烂的日子》，姜云诚认为有一处不精准。“可能是他那个院儿级别比较低。真正的大院子弟一定要玩‘票’，陆军的穿三接头皮鞋、一身绿军装、运动蓝短裤。最不能容忍的是连内衣和袜子也穿军队的，再套双军胶鞋，那是土鳖，将遭到大院孩子的巨大鄙视。”
歧视
司机的儿子基本插不上话
在这个环境中长大的小孩，对父母的升迁和一切能确立级别的参照物都异常敏感。“互相比的包括谁家有大内参、父亲的级别，打小就知道号越小级别越高。我们班有部长的孩子、部长秘书的孩子，也有司机的儿子。大家虽然都在一块儿玩，司机的儿子基本上插不上话，还会经常遭到取笑。”
记者听来了一件真实的故事。“两个小孩为了一个活动怎么搞争执不下，有一个父亲是参谋长的孩子过来协调：
——你爸什么级别？
——上校。
——你爸什么级别？
——中尉。
参谋长的儿子果断地说：“听上校的。”
不同大院的子弟经常会“串”，但耻于跟平民子弟打成一片。“墙外背着筐子捡粪的农村孩子特别多。我们院子的这帮孩子一看他们来了，群情激奋，特别喜欢趴到墙头拿石头掷人家，称之为‘打土鳖’。”
暴力
打打闹闹演变“帮派文化”
“那会儿只要一下雪，战斗群体立刻形成。我们大院里面分很多部。开始是政治部４个孩子和３个孩子开战，打着打着卫生部的加入，政治部７个人立刻团结起来把人家给打了。卫生部的不干，回去一招来了十多个人。政治部的一看不行，又去联合司令部，一下子变成４０多人，漫天开战。没有雪仗打的时候，院里如果有施工，就打土坷垃。反正只要有一个条件，战斗就能打响。”姜云诚说。
那时候流行的游戏叫钻地道。“军队大院的防空洞互相都是通的，打酱油不走明面，一定要走防空洞，防空洞里所有的灯泡都被打掉了，黑咕隆咚，经常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伏击。很远你就能听到前边有动静，还要硬着头皮往前走，不知什么时候就被一顿暴打，措手不及、哇哇乱叫，尤为恐怖、刺激。”
现在回想起来，姜云诚觉得当时所谓的大院文化已经是一种“帮派文化”。“我印象中最深的一次大概是１９７５年，总后跟地方打了一场架。比我们大的孩子都在找各种镐把、铁锨把、棍棒，就感觉到一种恐怖，有大事要发生了。那场架打完，有几个孩子被判了大刑，公审大会就是在我们院开的。”
亲情
有人10岁前不认识父母
拉帮结派的背后，也有难言之痛。他们的悲哀是北京民俗学者高巍日后才慢慢体会到的：这些孩子一出生就戴上了红色标记，在政治风暴中长大。父母忙于工作和各种各样的运动，又多是行伍出身，教育方式往往简单粗暴，他们只有把亲情寄托在彼此身上。
王朔在《锵锵三人行》中说：“我１０岁以前不认识我父母，我们院儿有一大人跟我爸长得特别像，所以我就全弄不清楚。我妈我就记得是一个呢子大衣。我们价值观都是小朋友的，这也是我的力量。”因为想治疗自己的攻击性人格，王朔特地带着母亲去了中央１２套的《心理访谈》。北京民俗学者高巍惊诧于他们之间亲情的淡漠：“有些话在胡同长大的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那是给你生命的人啊，不说你爹妈，就是街坊都能给你大嘴巴。”
爱情
不是大院文化的主题
随之而来的还有“拍婆子”。拍婆子是指男青年与素不相识的女青年搭讪来交朋友。曾撰《拍婆子》一文的杜欣欣说，拍婆子流行于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６８年的中国北京，１９６８年随着“上山下乡，全国一片红”而退潮。
不过姜云诚认为拍婆子盛行，并被演绎成找女朋友，那是１９７６年以后的事了。“从前在大院里面纯粹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男生、女生在一块儿玩的很少，基本不太说话。哪个女生漂亮，男孩子的小团体可能会经常议论，但要是贸然和一个女孩说话，便会遭到这个群体的歧视和嘲弄。”他说：“爱情，不是我们大院文化的主题。”
姜云诚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路过总后礼堂，看到楼梯上有两个女孩儿在那儿抽烟，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震撼，脑海中迅速蹦出了三个字：女流氓！
“我印象中的女流氓都是很漂亮、特飒的女孩，一身军装，特别反叛，带着点桀骜不驯、玩世不恭，绝不是被玩弄的对象。”
科学院大院
家家门口都有小板凳
和军队大院的小孩相比，中科院的孩子要文得多。“一进大院，每家每户门口都是一个小板凳，小孩子在做作业。人人都在念书，想学坏都不容易。”在中科院数学所长大的萨苏回忆道。
游戏都跟科学有关
那时候数学所的小孩喜欢端一大盆水，研究能不能在水下放鞭炮。原来是好几个爸爸在做一个导弹潜艇项目，小孩子一听到水里能放射导弹，就开始自己琢磨了。动物所的孩子热衷的是养五毒。跟他们一起走路是件可怕的事情，经常沿着书包爬出一只硕大的屎壳郎。养五毒的盒子都很讲究，铺了一层锯末，还要保持湿润。遗传所的小孩就是养金鱼。因为遗传所的童第周教授正在做一项前瞻性的国家重点课题，“让金鱼和四脚蛇结婚生孩子”。遗传所养了一池金鱼，孩子们经常把被淘汰的金鱼捧回家里。
萨苏说中科院的孩子大部分都是子承父业。但他们小的时候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找爸妈问问题。“父母科研任务忙，一般没时间辅导孩子。即使有时间，也不敢让他们辅导。我爸是数学所的，让他来讲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可能会搞得复杂无比，听得你一头雾水。”
小向阿姨是院里唯一的一名工人妻子。“当时工人可以按时上、下班，搞科研的则没有时间概念。她一下班没事了，各家的孩子都是由她照看。在我们心目中，她是我们的公共妈妈。”
自觉低人一等
萨苏说：“我们初次见面也会这么问：你哪儿的？科学院的！人大的！外交部的！听得人毛骨悚然。倒不是优越，而是有一种生于斯、长于斯的归属感。”他们的权力观念比较淡漠。“军队的兵种荣誉感很强烈。海军好还是空军好？说不得为此要打一架。你说我们科学院，是动物所好，还是物理所好？完全不搭架。而且科学院很散，家长排着队取牛奶，很少有人聊天的，全是一人一本书。”
对于从小在院里长大的孩子，萨苏小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周围那些买大白菜、搭煤棚的“杨叔叔”、“张叔叔”、“陈叔叔”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与军队大院截然不同，科学院的孩子当时非但没有什么优越感，反而自觉低人一等。“我在东四上学，背后经常被人指指戳戳：不是好人！那时候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
新华社大院
更在意考试成绩
科学院的旁边是新华社大院。面对孩子的考试成绩，科学院的父母比较“民主”，新华社的父母则更为在意。“文革”停课的两年，不少人把孩子关在家里，亲授外语、数学、语文和唐诗。
一位新华社子弟告诉记者，“所有的家长都非常重视孩子的学习，总是抓紧一切时间辅导小孩，相互打听自己孩子的情况，想方设法和老师搞好关系，甚至约老师一块儿出去买菜。”
“在我小学的班里，有５位班干部，其中４个是新华社子弟。直到大学毕业，小学老师都认为这４个孩子是她的骄傲。其实那个小学并不是特别好的学校，但因为有一年新华社子弟特别多，小学考初中平均成绩居然比北京最好的小学实验二小的成绩都高。小时候的伙伴，除了那些父母长期驻外、留在国内没人管的孩子，大部分都考上了名校，工作都很棒，还有不少人考入了新华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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