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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违我没意见，我就是对放火有意见，执法要文明吧？放火文明吗？”
——温金生
“下一步怎么办？很难讲。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最好的办法是深圳的大型猪场搞成，然后我们都去当一名养猪户。”
——吴健
前天早上开始，在深圳宝安区上塘工业区龙塘社区旁的外来人口聚居地，民治街道办240多名执法队员昨日完成了一次拆除违章建筑行动，他们在将七八十名违建住户带到一边后，点火烧掉了近千平方米违章建筑。当被问及为何要采取火烧这种办法时，街道一位张姓负责人表示，“这样拆得比较干净彻底，而且道路狭窄，车开不进去，很难把违章建筑的材料卸下后运出去。”
那么，住在这里的都是哪些人，从事何种职业，以何谋生？昨日，记者深入他们中部分养猪者的生活，对这片生活了十多年的土地，他们对它的感情不仅是地缘的，更是生存所依。
昨日13时11分，温金生等十几个人挤在刚搭好的窝棚下吃午饭——南瓜、橄榄、汤外加一小碗咸鱼。记者注意到，男人们都是盛上一勺汤泡在饭里，走到一边或蹲或坐地吃完；而女人们则拼命将咸鱼夹到孩子们的碗里。
本报昨日以“拆违火烧连营”为题报道了发生在这里的拆违事件。前日下午，深圳宝安上塘工业区龙塘社区旁的一块土坡上，民治街道办240多名执法队员完成了一次拆除违章建筑行动：在将七八十名违建住户带到一边后，将近千平方米违章建筑推到山下，浇上汽油，半个小时之后，温金生眼中一片废墟。
长期“居民”“老大”
已在这儿住了15年这里的人都叫温金生“老大”，他来自广西玉林容县，1987年来深圳，1991年起就在土坡上搭起了窝棚，“住了15年了。”温金生比划着告诉记者，“‘资历’最老。”温金生说，这里当年有很多野兽出没，“旁边就是埋死人的地方”。
昨日中午，烈日炎炎，温金生领着记者前前后后将土坡走了一遍。这块地的东面是一家农贸公司的养鸡场，西侧有工人和大型机械正在施工，据说是要修路，而温金生们就占据了中间狭长的一段，还有两群违章住户分别居住在土坡下面一点的位置。在坡顶的位置，新近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写着：“龙华二线拓展区、国家储备用地、严禁侵占”，字不大，但很醒目。坡下一户姓卢的，前天街道办执法时恰好没在，火烧起来以后跑回来抢出一个铁桶，“里面有5000块钱，幸好没被烧掉。”
前晚，欧阳芳和黄乐素就用从火里抢出来的一些竹竿之类搭了三四个棚子，对付了一晚。男人们几乎都是整夜没有睡着。
坡顶包括温金生在内，住着五户20多口人。欧阳芳来自广东河源，黄乐素是揭阳人，他70多岁的父母和三个不满10岁的孩子都住在这里，最大的男孩黄英杰已经9岁，还没读书。广西人吴健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一顶安全帽戴在头上，看上去有些滑稽，他的解释是“这里乱七八糟的、戴着比较安全”。另外一户姓刘的是湛江人，昨日早晨就离开这里回老家去了。
剩下这四户，吃住现在都混在一起，“同舟共济吧。”温金生笑笑。四个男人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来深圳的，用他们的话说，来深圳不是“赚钱”，而是“找饭”，因为“在家里吃不上饭”。
四个男人的经历大同小异，黄乐素做过建筑工，用他的话说是“大小杂工苦工都做过”，欧阳芳开始也是做工，还当过一段时间保安，后来因为年纪大了被淘汰出来。只有温金生，在打工几年后发现了这片土坡，就开始定居下来，养猪为生，“赚钱是赚不到的，能找饭吃就很满足了。”黄乐素说。
大伙花几千元钱打了口井，从附近引来电源。但在几天以前，这里的电被停掉，没电水也上不来，存的水估计还能用一个星期，“用完了再想办法吧。”温金生说。
“趁火打劫”住所被毁只好“割肉”卖猪
昨日12时30分，广西人老黄带着几个人来坡上收猪。
前日的“拆违火烧连营”事件中，猪们的窝棚也都一起付之一炬。到昨日中午记者再次来到坡顶时，猪们都懒散地趴在树下，一动不动。“你踢它一脚它都不动。”黄乐素说，没有了猪栏，猪就要在太阳下晒，皮肤的温度高，“如果再下场雨，就得死掉一大半。”
黄乐素有19头猪，几个月以前买的，来收猪的老黄又拼命压价，让黄乐素很不舒服。欧阳芳看到老黄来了，忙带着他去看他养的猪，但老黄看了就摇摇头，“太小了，我不要。”
“真要是没人要，损失可就大了。”欧阳芳两年前来到坡顶，开始没敢养猪，就怕最后落个血本无归。他选择了养鸭子，结果又赶上那段时间禽流感肆虐，几十只鸭子都被烧掉了，欧阳芳一狠心，决定养猪。“去年还便宜些，八九十斤的小猪仔到今年已经变成800多块一头了。”两个月以前，欧阳芳从老乡和亲戚手里借了些钱，以每头820元的价格买了24头猪仔。“一般猪仔养到六七个月的样子就可以卖了，按照今年的行情，这批猪可以卖到5万块钱左右。”如果按计划卖出，这批猪可以赚多少钱？欧阳芳算了半天也没算明白，“成本很多，不好算。”
一包80斤的饲料117元，24头猪可以吃10天，“如果用龙珠饲料就得150块钱。”这是第一项成本；麸皮一个月最少要三包，每包58元；到外面饭店收的泔水一个月要400元左右：“还有药费，猪经常会感冒，要给它注射青霉素。”上面几项成本加起来大概在7000元出头，再加上买猪仔的钱将近两万元，欧阳芳的养猪成本基本在2.7万元左右，如果能卖到五万元，欧阳芳可以赚到近一半。而现在，一百二三十斤左右的猪，老黄开出的收购价格是850元。
老黄收完黄乐素的19头猪，最终以每头860元的价格把欧阳芳的24头猪一起收走。欧阳芳两个月的花销加上买猪仔钱，到最后亏了1000元。吴健的猪更多，有五六十头，由于实在不忍心亏这么多，“再等几天看看吧。”
大家都说老黄是在“趁火打劫”，卖太亏，不卖更亏，回头猪们死了就血本无归了。老黄看到记者，神色之间流露出来一丝尴尬，对记者的问题很回避。为什么？就因为老黄和欧阳芳他们一样，属于“被清理对象”，“我把猪收回去，要是也赶上这么一场火烧连营，赔钱的就是我了。”老黄终于实话实说。老黄走的时候，一直在回头看，大家说，他是怕记者跟着他发现他的“老巢”。
他们的理想当一名“名正言顺”的养猪户实际上，欧阳芳迟迟算不出养猪成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最大的成本计算是像发生在前日的“突然死亡法”。而这种风险，欧阳芳这类养猪户心里都清清楚楚。但是，他们依然坚持养猪，坚持到“突然死亡”这一天。
对于记者提出关于他们养猪合法性的问题，他们表示都清楚。没有设施，场地是“占山为王”，没有好的卫生条件和检疫系统……好像什么都没有。而猪到够膘的时候一般都是有人专门到坡顶来收，来的是什么人，收走的猪都是经过什么途径最终流向市场，他们不知道。
于是，发生在前日的“拆违火烧连营”，其实在他们的意料之中。“拆违我没意见，我就是对放火有意见，执法要文明吧？放火文明吗？”唯一让温金生觉得满意的，是执法人员“基本没动我们的猪”。
预料到了“突然死亡”，为什么还要养猪？对这个问题，54岁的欧阳芳反问：“我不是年轻人了，虽然年纪大了，我也要吃饭吧？不做这个我做什么？碰运气吧，运气好的话，我这批猪就能养肥卖了。”
“以前政府也管过，也有人来收过费。”温金生咂了一口白酒。什么人来收费，温金生不知道，也没人给过票据之类。从1991年到现在，温金生记得他自己盖的违建住房被拆除过三次，“但从来没放过火”。“我们也不想过这种日子，想能办个手续什么的，该交什么管理费我们都交，但你说会给我们办手续吗？”
温金生们还没有找执法人员交涉，“下一步怎么办？很难讲。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吴健说，最好的办法是深圳的大型猪场搞成，然后他们都去当一名养猪户，“这样最好，但我总觉着，几乎不可能。”吴健把烟蒂扔到地上，使劲儿用脚碾了一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