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当下的舆论监督面临两种窘境。一方面，在环境的不断调整下，一批坚持新闻理想的人勇敢地行使舆论监督的使命，虽遭受种种干扰、阻挠甚至报复也毫不畏惧；另一方面，舆论监督作为一种公众权力，被个别从业者看作一种可资经营的资本，在寻租的市场上，破坏着舆论监督的名誉……
舆论监督负笈而行
□文本刊记者王巧捧
监督，作为舆论重要的职能之一，监督什么？较为精炼的一种概括可能要算是“权力和资本”。可是，因为权力和资本的特性，当舆论行使监督职能时，常常面临种种尴尬的被动局面。但我们也看到，随着中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舆论监督与被监督者在双方的不断博弈中，也在共同反省和进步着——
刀刃上的舞蹈
2006年10月24日，辽宁阜新市原市委书记王亚忱案在丹东市振兴区法院开庭，当天《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记者刘万永被近70人围攻，因为去年他撰写的《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揭露了王亚忱如何空手套白狼攫取民营企业家高文华的上亿元资产，并利用担任阜新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女儿王晓云、任阜新治安警察支队副支队长的儿子王晓刚的职权，将资产所有人送入牢狱11个月的内幕。
遭遇众人围攻、跟踪的那一刻，刘万永坦言，他害怕了，放弃了当天下午的庭审。
记者外出采访，遭遇人身攻击、被破坏采访工具等已是屡见不鲜。2005年，台州晚报副总编差点被人从办公场所掳走，似乎预示着舆论监督所面临的窘境越来越严重。
2005年10月19日，台州晚报刊登的《电动车上牌，乱收费吗？》反映椒江交警部门在电动车上牌过程中，存在一些不合理收费现象。第二天上午，台州市交警支队椒江大队长李小国，带着四五十名警察来到台州晚报办公场所，与该报副总编辑吴湘湖发生肢体冲突，将吴强行从五楼扭抬出报社，塞进一辆警车。在报社员工的阻拦下，吴才得以脱身。
在各种各样的打击报复中，不乏对报道者的生命威胁。
2004年3月下旬，深圳报业集团的记者对深圳市的超高违建、毁山砍树等现象进行了曝光，并撰写了系列评论文章。几天后，记者收到了恐吓信，声称记者采写的报道损害了对方的利益，要以一百万元买记者的人头。
被誉为“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的王克勤，他的经历可以说全面体现了目前监督报道的艰难处境。
他采写的《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揭开了兰州证券黑幕，挽回了兰州近万名受害“股民”的数亿元损失，16 8人因此被送进监狱，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声势浩大的铲除证券黑市的运动。黑社会放出话来，出500万元买他的人头。20 01年，王克勤因《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一文影响甘肃某省委领导的政绩，被突然开除公职。此后他变成一名上访者，并被告知可能有牢狱之灾。直至2002年1月，王克勤调任《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其上访之路才划上句号。
涤清舆论环境
总体来说，党和国家领导人近年来越来越重视舆论监督的力度，呼吁政府部门接受舆论监督。温家宝总理在2007年“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面对世界各国媒体再次强调：“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
然而回顾过去十几年中国舆论监督走过的路，形势并不乐观。
长期以来，对媒体和信息过度管制带来的习惯思维，造成被监督者习惯了管制媒体，而不是被媒体监督。舆论监督的“镜头”总是令人不那么舒服：被公开批评指责，不仅没面子，还有可能因为恶迹曝光面临被追究责任的压力。于是有些人便千方百计加以封堵、阻挠，造成舆论监督空间不断缩小。
2003年8月26日，在一次座谈会上，敬一丹对温家宝总理说，《焦点访谈》1998年舆论监督的内容在全年节目中所占比例是47%，到了2002年降为17%。这其中一个原因是舆论监督的环境在变化。虽然舆论监督的力量在加大，但干扰也在增强。现在，舆论监督类的节目无一不遭遇说情。说情已经从熟人老乡出面发展到组织出面，有的节目就在这种环境下夭折了。
媒体所能监督的对象范围，在各方压力下也不断萎缩。某省电视台开辟了一个舆论监督类节目，大受欢迎，但随着其影响力的扩大，各方压力也接踵而至，栏目的监督范围被迫从最初的市级以下缩小到县级、镇级以下，最后只能监督村一级干部，栏目组成员失去了往日激情，一个优秀栏目就这样变得半死不活。
然而，在环境不利的情况下，仍有一批有良知的媒体从业者执著地担负着舆论监督的责任，并不断展现出惊人的力量。今年以来，山西黑砖窑事件、三亚旅游管理乱相等等，都是首先通过媒体的曝光，最终促成了有关部门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和整改。同时，这些努力也促使舆论监督的环境不断得以改善。
今年6月24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删除了“新闻媒体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以及“对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管理”的规定，令媒体人士深受鼓舞。
各级政府官员也在与舆论监督的博弈中，历练得成熟起来。尤其是SARS事件以后，人们认识到，比起回避而言，坦诚地接受监督才是一种聪明的选择，其面对舆论也更加从容镇定。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说：“媒体不是审计署，媒体不是调查组，你不能要求他每句话都说得对。只要有事实依据，就要高度重视。”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撰文称：“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没有不可为人言者。让人说话，天也不会塌下来。”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舆论监督推动社会进步，官员要有点承受力。”
不仅态度上如此，在实际行动上也表现出了少有的诚意。
2006年12月22日，“第一届中国安全生产与社会责任大会”新闻发布会，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公布，中国每天因为安全生产而死亡的人数在300人以上。今昔对比，这一敏感的、令人震惊的数字能够得到公布是极其不容易的。
这种压力不仅仅来自被监督者，还有各方说情人的压力、政治上的风险、媒体经济上的压力，甚至被维护权利当事人也有可能使一个正常的监督报道功亏一篑，其可能夸大或隐蔽事实，甚至在事后对报道者进行反水陷害，都将是对舆论监督者致命的打击。
打造“腰部力量”
对媒体来说，一边是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价值观念，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却面临重重考验；一边是缴械理想和追求，随波逐流于平庸，却能过上舒适体面的生活，这时候，媒体及从业人员该何去何从？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认为：“舆论监督是传媒的一种职能，但是媒体也是一个利益单位，有时候传媒很可能把舆论监督作为追逐利益的一个方面。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我想传媒的公信力就会遭到质疑。”
一个媒体失去了公信力，那么它作为社会公器的特性将不复存在，安身立命之基也无从谈起。
于是，有媒体记者提出：“公众利益和经济利益之间需要一个‘腰部力量’。”这个“腰部力量”将在二者之间起到连接和支撑作用，并且坚实有力。
除了管理体制的调整、法律的完善，媒体还需要加强自律，从事舆论监督，须用事实、铁证说话，须独立、公正、客观地报道，筑起自我保护的坚强壁垒，同时在人格上经得起考验。但从媒体现行的考评机制来看，要做到这一点实非易事。媒体单位要求记者每月完成一定量的稿件，才能拿到全部工资，而舆论监督类的报道通常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进行详细调查，而这段时间里，记者只能靠基本工资维持生活。
2002年，王克勤开始调查北京市出租车行业垄断问题。半年的时间没有发表其他稿件，每月只拿1200元的基本工资。而找他反应情况的群众又很多，每个月仅手机费就要花掉1000多元。
他说，这个工作最大的挑战来源于自身的欲望。的确，趋利避害是所有生物的天性，但舆论监督记者却要和权力、财富保持距离，甘于清贫和寂寞，保持公共性和公正、公平。
然而王克勤说：“对我来说，最大的痛苦不是个人生活的清贫，而是内心的折磨。”当他看到社会上的一些不公，那种痛苦，盖过了他生活上的一切艰难。
正是这样一批无法忍受内心折磨的记者，坚守在舆论监督的道路上，才让普通公众多了一份希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