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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政府这么干，怪缺德的。”孟献龙的声音，即使在电话中仍然能清晰地表达出他的无奈和愤懑。
他1999年时任安徽颍上县八里河镇马店村支部书记。因为一次不属于村民的“挂名贷款”而卖掉房产，举家去福建打工，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他说：“出去要饭，落个干净。”
从1999年9月开始，根据上级政策，农行颍上县支行向县各所辖乡镇，以一家一户为对象，发放了一批小额支农扶贫贷款。这些贷款，在颍上县八里河、汤店等几个乡镇并未真正提供给农民，而是被镇政府挪用。取得贷款的方法就是用行政命令加“工作方法”把农民的身份证收取集中，然后去银行统一办理借款支取。
后来银行不断给村民们下催款单。“这叫什么事儿呢！”孟献龙说，他们村子接到了113张银行催款单。
村民交的身份证用尼龙袋装
孟献龙向《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讲述了当年贷款前前后后的情形。
贷款的前一天，镇里通知村里两委班子都过去开会。八里河镇政府大院的小会议室，坐满了至少5个村的党支部、村委会班子成员。乡领导在会上布置说，县上要发放扶贫贷款，分给各村名额，让把身份证要上来统一办手续。并且要求“党员干部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要带头交身份证”。
当时的马店村民大概有两千六七百人，孟献龙记得那天收了100多人(户主)的身份证。
汤店镇的汤海村村民汤丙云(化名)，当年跟收证的大队会计去了两个邻居家，对当时的“收证”工作记忆犹新。“会计嘱咐村民说，如果上面问下来，就说收到钱了，说拿钱养鸡养鸭都行。”他亲眼看到，村民在收证人走后，便把到手的《小额贷款发放卡》扯得粉碎。“让我们担着名儿，当官的拿钱，当然气不忿儿！”村里的一个老人，事后用曹操杀司粮官前讲的那句话做总结：“借你的项上人头一用。”
1999年基层农行营业点的贷款借款手续中，身份证和私章是体现在合同上的。因为有的村民不交或假称没有私章，所以私章就成了办理流程中的大问题。“镇里让各村统一刻，刻完了拿票到镇里去报销”。马店村贷款，连复印单据带刻私章，花了1000多块钱。每村的办事员都拎着几个尼龙袋子去乡里交差。据村民回忆，后来统一刻的那些村民私章在五岔村路口和彭桥小学都倒出来烧了，“有半口袋那么多”。
当年7月30日的《人民日报》在第2版，编发了一则关于农业银行安徽省分行金融支农的新闻报道：
“围绕省委、省政府确定的扶贫攻坚计划，努力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益，确保了扶贫资金如数发放到贫困户手中，加快了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步伐……做到贷款到村到户，效益到户。”
但至少颍上县的村民没有在这项“扶贫攻坚计划”中受益，他们只是被收去了身份证。
贷款“和村民不相干”
八里河镇马店村，地处淮河流经处，土地丰饶。但境内的煤矿开采造成塌陷，土地失去肥力日渐贫瘠，加之每年汛期洪水泛滥，自然条件不断恶化。农民只能养家禽家畜或者种大棚，“一亩园，十亩田”，也可以得到相应的收益。马店村原先由政府投资，搞了一个高科技示范园，支起来很多大棚，马店村就种了100多亩西瓜，长势也好，村民感到很高兴。“后来把大棚拆了，钢骨都被拉走了。心疼也没办法，胳膊拧不过大腿。”孟献龙说，就是贷款，镇里开会也没讲这些贷款不给村民做什么用。
直到2004年8月，农行颍上县支行的业务员送来催款单，孟献龙才急了。
县农行城西营业所的人把马店、北流、松林3个村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送到孟献龙家，让“立即还款”，3个村总共约115万元。
让村民担个名贷款就让人很不舒服了，再让村民偿还根本没有借贷过的款，这让孟献龙没法干了。贷款的时候村民就找到村委会反映，村委会承诺说，钱是让镇里拿走了，但如果它后来不承担，那就由村里承担。村民反问说：村里承担不就是还让我们承担吗？孟献龙认为村民问得有道理，所以一见到催款单就“特别恼火，宁可党员不要了，书记免了，也不能让他们这么整我们村子！”他先去找了农行，被告知这批贷款是政府对农户“倾斜”的，“不好要就不要了”。然后他又多次找镇里，最后得到的答复是：“这些钱不用还，和农户不相干。”过了不久，镇上让各村把农行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都交上来，孟献龙多了个心眼：他把113份催款单据都留下了。
财政贴息贷款的吸引力
在当地的某些官员眼中，扶贫性质的小额贷款是有着独特的吸引力的。“小额支农贷款是财政贴息的，比常规的农业贷款要低5%，而银行是要盈利的，那么这部分利息差就由财政来贴补，这也是国家体恤农民的实惠政策。”农行颍上县支行副行长姚群如此解释。总体指标大，又是低息贷款，有权的部门动了一番脑筋能拿到，之后就用这笔钱做事情。
农民贫困，国家贴息贷款，但农民不知道：不知道政策，不知道程序，不懂关于法律法规的细节，这就给“挂名贷款”留下了充分的空间。
孟献龙在赴南方打工之前，把2004年马店村的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留给了村民，并把自己的一份复印件留下，在上面写了证明：“我村153户扶贫贷款群众没用，全部由八里河镇用完。证明人孟献龙2006年4月8号。”
事情过去了近8年，当年贷款的乡镇官员也有变化。在汤店镇一次全乡大会上，镇党委书记王心强对台下的村民说，当年汤海、五岔村是用你们的名贷了430万，我们镇政府用了，你们可以去告。
如今参加过那次大会的村民，对书记的这句话几乎都能记得。现场有的村民甚至偷偷用DV把这一幕拍了下来，一直留到现在。
1999年到底贷出了多少小额扶贫款？多少村镇参加？涉及多少户？这些只有发放的银行才心知肚明。而对于《民主与法制时报》提出的这些问题，作为颍上县支行副行长的姚群只是声称，那时银行还有些计划经济体制的味道，政府部门对农行的指导性尚存。但涉及到具体数额，他表示，要查档案才能知道。
“如果是采访，我就不能跟你说这些。”该行的信贷部经理郭亚军一脸严肃地表示。后来郭又说可以去查一下，40分钟后，他对记者说，因为有的档案还在乡下的营业所里，前几年几个乡下营业所撤并，档案集中到支行，但管档案的人出去了。最后他总结似的说：“不可能查到。”
八里河、汤店等乡镇农户给《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出示了当年的《颍上县小额贷款发放卡》和《中国农业银行农业贷款借款凭证》，村委会、乡政府、农业银行签的日期都是1999年9月22日。几百上千户的小额贷款，从村委会到镇政府再到农行，手续在同一天办理完毕。
“银行催款单”的全称是《债务逾期催收通知书》。该通知书用手工填写，其中填写的贷款到期时间不一，从2000年12月18日到2004年8月1日都有，这些贷款“逾期”了不止一年。其贷款金额从2000元到4000元不等，期限大都是18个月。从银行催收表格的数额来看，自贷款开始，贷款人就从来没向银行偿付过一分本金。
小额支农贷款的漏洞
正如姚群所说，财政贴息是个热点的优惠，而国家提出这个热点针对的唯一对象就是贫困的农民。如果对象改变，那性质也就不同了。
“小额信贷交由农业银行运作，而农业银行商业化改革后对小额信贷不感兴趣，积极性不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俊臣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农村经济问题的研究，他认为小额信贷的利率问题才是关键。
人们通常的看法是，贫困农户既不愿使用较高利率的贷款，也付不起较高利率；低利率甚至零利率则对贫困村民更有利。国内外小额信贷扶贫到户的实践证明，这种看法是很幼稚且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在中国不要说没有低利率和零利率的信贷供贫困农户使用，就是法定利率或高利率的商业银行贷款，也轮不到村民尤其是贫困农户使用。面对农村民间高利贷，贫困农户望眼欲穿地盼望着较高利率的、村民自己的小额信贷。这是因为，一方面，贷款的村民精心使用利率较高的小额信贷普遍产生了预期收益，付得起利息；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较高利率，才使非贫困户不愿意使用，才最终“轮”到一般村民和贫困者使用。毕竟，非贫困农户若要发展家庭生产经营，可以到国有商业银行或农村信用社去贷款。
赵俊臣表述说，贷款利率如果不高或者零利率，贫困社区中各类农户都会出来争夺这份“廉价午餐”，许多人有“不要白不要”、“白拣便宜”、“捞一把”、“搭便车”等思想，特别是那些强势人群、先富裕起来的人群，利用自己的地位与势力“霸占”这类贷款，一般的村民尤其是真正贫困农户往往难以沾边。这正是我国现有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多年来大量贷款到不了一般村民的体制原因，也是我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大规模扶贫以来，“真正的贫困农户难以得到贴息贷款”的深刻原因。
如同证明赵俊臣的论断一般，郭亚军透露，1999年颍上县农行发放的那批小额扶贫款，到现在基本上“收回的很少”。到2000年之后，该行的此种贷款已经全面停止发放，剩下的工作只有两个，“或者坏账核销，或者继续追讨”。
这个先天存在的执行缺陷，通过什么途径来讨呢？和记者问的其他问题一样，颍上县农行没有公布答案。
小额信贷扶贫到户
小额信贷扶贫到户，最早是由孟加拉国的尤诺斯教授创办的乡村银行实施的，被称为“GB”模式，目前已在世界70多个国家地区推广。通过福特基金会的介绍，199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杜晓山教授等引入，并以“扶贫社”的形式在河北易县、河南南召等地试验，取得了成功。1997年后，云南、陕西等省区较大规模试行。
在我国上世纪90年代末，国家一度推出了财政贴息发放扶贫贷款的方式，这实质上就是低利率贷款。我国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低利率是导致高违约危险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低利率下，借贷者和放贷者都认为小额信贷是一种“白送”的礼品，既使贷款者产生“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又使其形成赖账不还的恶劣习惯。我国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长期以来存在的大量呆账、坏账，以及巨额扶贫贴息贷款不到50%的低还贷率，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这种危险的存在。《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郑建峰发自安徽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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