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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回放]据《人民日报》昨日(18日)报道:9月14日,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深圳市政府部门责任检讨及失职道歉暂行办法》规定,“政府部门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严重后果或者严重社会影响的,应当向公众道歉”。
显然,“政府部门失职要向市民道歉”在深圳已经通过立法的方式“制度化”了。这样做的出发点当然不坏。问题在于,道歉更多只是一个道德范畴的概念,它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政府承担责任方式。事实上,即使在世界范围内,“道歉制度”恐怕也要算深圳首创,一般国家都只有“问责制度”而没有“道歉制度”,尽管国外不乏官员道歉的新闻,但那主要是出于官员职业道德的自觉意识,而不是白纸黑字的制度要求。
首先,道歉不需要成为制度。道歉是一种出于道德内疚的请求原谅行为,它本身就应该是自觉的,根本不需要以制度的方式来强行约束。其次,道歉不应该成为制度。因为道歉应该是真诚的,而以制度的方式强行要求,则道歉行为本身是大可值得怀疑的。被迫的道歉对于民众而言毫无意义,民众也不会接受,那么官员道歉便形同走过场,能有什么意义?
首先,道歉不需要成为制度。道歉是一种出于道德内疚的请求原谅行为,它本身就应该是自觉的,根本不需要以制度的方式来强行约束。其次,道歉不应该成为制度。因为道歉应该是真诚的,而以制度的方式强行要求,则道歉行为本身是大可值得怀疑的。被迫的道歉对于民众而言毫无意义,民众也不会接受,那么官员道歉便形同走过场,能有什么意义?
不难看出,官员道歉制度面临着“第22条军规”式的尴尬:一方面,《办法》规定“政府部门实施检讨及道歉,应当主动、及时和真诚”;另一方面,如果真是“主动、及时和真诚”的道歉,就根本不需要别人提醒,更不需要以制度的方式来强行约束。
在“道歉制度”下,官员道歉很难会被公众认为是真诚的,因为公众会很自然地将其理解为官员迫于制度约束的被动行为。“道歉制度”让道歉行为变了味,让道歉的价值直线贬值。反过来,官员道歉时也将丧失起码的耻辱感和愧疚感,乃至沦为一种自我豁免责任的方式——长此以往,在“道歉制度”下,道歉也将成为一种特权。
因为有“道歉制度”,官员道歉很多但不真诚;因为没有“道歉制度”,官员道歉不多但相对真诚——两者之中,如果让公众选择,肯定会选择后者。原因在于,公众真正需要的,不是官员道歉的行为本身,而是这一行为背后所附带的情感价值以及改过价值。因此,有些东西是注定不能上升为制度的,道歉正是其中一种。
在我看来,针对政府部门的失职行为,应该把道歉行为交给个人的道德自觉,而把责任追究交给严格的法律制度——道歉归个人,问责归制度。具有实质意义的道歉,从来都是建立在现代官员问责制度基础上的。如果官员的责任意识和职业道德还没有达到“主动、及时和真诚”地道歉的程度,那么通过制度约束来“揠苗助长”也无济于事。相反,只要严格的问责制度真正建立,那么官员权责伦理自然会慢慢形成,发自肺腑的官员道歉也会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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