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喜欢用“新”作为标志，“新中国”一直是现代中国的代名词。但面对同样在战后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日本时，人们几乎从不使用“新日本”之概念，头脑中仍然只有当年“旧日本”的印象。是否有一个“新日本”？
应该说，日本也有新旧之分。近代以来，日本至少有三次大的革新进程。
第一次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明治维新”，日本选择“弃旧图新”、“脱亚入欧”，如废藩置县、摧毁封建制度、成立新的常备军、实行全民教育、统一货币、“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使日本成为欧洲型的民族国家。正是这样的变革维新，使日本最先摆脱了东亚“殖民化”的命运，最先成为快速走向近代化的非欧美国家。
第二次是二战结束后，美国对日本的“强制更新”，使日本进入了全新的历史时期。这阶段日本有了新宪法、新政府、新经济体制、新社会力量、新价值观念等等。尽管这第二次“创新”是在付出重大损失(战争失败)、又付出相应代价(出让部分主权等)后，才得以实现的，但却确定了“新日本”的基本框架与特征。
第三次是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近年来，日本希望“走出战后”，进行“建设普通国家”的新转型。这个过程才刚刚开始，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不仅仅限于“修宪”、“入常”，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与研究。事实表明，近代以来，日本一直处于不断更新的过程之中。最近，日本政坛又起风云，所谓“后小泉?安倍时代”及“新福田主义”的议论在日本甚为流行，更加引发大家对日本社会新变动的关注。
日本最主要的“更新”是什么
日本最成功的“更新”是始于1945年的战后改造，今天日本基本还沿袭着当时建立的法律框架及社会轨道。这个改造主要经历了“除旧布新”、“推陈出新”、“务实求新”三大过程。
一是因战败日本接受美国对它的政治改革，即非军事化改造。非军事化包括解除日军武装，解散军事机构，废除军事法规、禁止生产武器和军需物资、惩处战犯、解散军国主义团体、整肃军国主义分子等。这项政治改造清除了原来日本近代化发展中的最大弊端———“军事化”，使原来以战争为中心的国家社会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尽管后来随着美国占领政策的调整，日本的国家功能得到了一些恢复，但这个“非军事化”改革在战后新日本的改造中发挥了极大的基础性作用。这是一个强制性的“除旧布新”过程。
二是经济改革。与上述政治改革相呼应，经济改革最初的动机也是为了铲除军国主义生存的温床，但改革内容及影响并不局限于此。改革内容包括解散财阀、土地改革、劳资关系民主化等。这种初期改革尽管进行得并不彻底，但对于旧日本严重存在的“封建性”给予了有力的打击，使日本始于明治维新的“封建性”资本主义改变了方向，为打破垄断体制，确立现代市场经济提供了可能，也使日本在清除“军国主义”病症之后，又迅速在经济上得以“推陈出新”，进而成就了新日本经济的高速成长。
如果说上述两“新”主要是得益于美国外来的力量，那么第三个因素“务实求新”则主要是日本内在力量发挥了作用。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结合本身国情，“修正”了欧美“经典”资本主义：以“个人主义”为特征的美国价值变成了更符合日本“岛国社会”要求的团队精神；美国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变成了日本政府及行业调控与市场相结合的模式；美国以竞争作为主要社会推力变成了日本以合作作为社会基础的选择。
实践证明，“除旧布新”、“推陈出新”、“务实求新”三大过程融为一体，就是“新日本”产生的历史过程，其中有出于被迫的偶然，也有发自内心的必然。当然，日本在“图新”的过程中，并未彻底“弃旧”。来过日本的人，都为日本人保留本民族传统特色的努力所惊叹。但这些传统的文化、习惯、风俗中，其实已经注入了新时代的元素，今天日本人吃的生鱼、欣赏的歌舞伎，都已经是今非昔比。就连颇具争议的“保守派”也早不是当年那种“天皇史观”的旧式人物，今天的“新保守派”基本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因经济发展等重新唤起日本战后长期受到压抑的民族意识，同时“个人优先”的自由主义倾向也急速上扬。民族主义与个人主义携手前进，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些以战后自由主义发展为依托生长出来的新一代保守派，普遍淡化了旧有“皇国史观”的痕迹，而具有张扬个人意识、走市民运动道路、希望重建日本新形象等特征。
日本战后经过了冷战时期、后冷战时期、“小泉时期”，每个时期又都在不断增添新的特色。例如冷战时期经济的高速成长及反战和平运动；后冷战时期的日元升值、平成萧条和平稳、成熟化的社会生活；小泉时期的日美重构关系及日本走向普通国家的转型。直至今天，安倍政权虽短命，但也留下不少值得思考的新话题。
福田上台后，日本将出现哪些新的变化，都将为我们认识日本之“新”，提供活生生的素材和依据。我们要认识的是这个现实的、具体的“新日本”，而不是书本上的、抽象的“旧日本”。新日本当然也是“集是非毁誉于一身”，并非“一新遮百丑”。如果要概括，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走向成熟、趋向保守、张扬自我、正在转型的日本。
中国人需要关注新日本
中国人是否以现实的眼光，冷静、客观地关注“新日本”，不单纯是对日本的认识，也不仅限于中日关系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人进入新世纪、适应新的发展环境需要的一次“思想方法”革新。
首先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近代中国曾经历过太多这样的经验教训。当我们过于注重旧有部分的学习或批判，忽视了对新鲜的现实问题的关注时，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背上历史包袱而难以自拔。作为一个文明古国，这是一种极易出现的认识惯性。在文革结束时，许多人都认为要将清算文革作为重点，但邓小平明确提出在搞清重大是非的前提下，“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大方针。正是这种远见卓识，带来了中国经济、社会如此巨大的发展与变化。
今天中日关系遇到新问题时，有的人往往不是跟踪现实发展，分析新现象，面对未来走向开展研究，而是从旧有知识、概念及空洞的思辨中寻找现成的答案。尽管这样的研究使我们感到熟悉、易于接受，但问题在于其并不太符合现实，不能完全解决面对的问题。
其次是看全面，而不是看片面。“见旧不见新”说到底是一种片面的方法论。这种片面论在中日关系上有两种表现：一是过于以我为主，即只站在自己立场上看问题，总是以为自己是对的，是不必反省的，自己的不足也是情有可原的，而对方的一切都是无理的。因此，讲自己就专挑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讲对方就专挑对方不利的部分，这是一种与“实事求是”明显存在距离的思想方法。
另一种表现是将日本与欧美各国区分开来，差别对待。例如批评日本时，常常将德国作为正面反省例子进行对比。但几乎没有人提到正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以悲情蒙蔽人民，很快又重蹈战争的覆辙。似乎为了批评日本，就可以把德国说得一切都好。其实加强对德国一战后历史的分析、批评，更有利于今天对日本及国际形势的准确理解与评估。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同时又是相互借鉴的镜子。中国人如何看待日本，实际上就是如何看待历史与未来，如何看待书本与现实，如何看待自己与世界。建立全新的、现实的日本观，我们才能面对瞬息万变的日本及世界，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自身发展。▲(作者是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