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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58岁生日的时候，记者采访了几位共和国的同龄人。透过他们个人的生活变迁，可以看到共和国成长的足迹。
无论是基层的普通农民，还是改革开放大潮中的弄潮儿，他们个人的成长经历都验证了一个道理：国家命运决定个人命运，国家的前途就是个人的前途。
俺村生活变化太大
山东济南历城区金刚纂村农民马守三对记者说，金刚纂村三面环山，种的都是山岭薄地。“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小时候全家就一床被子，15岁以前没穿过棉鞋，衣服补丁摞补丁。”马守三说，因为穷，他只上了三四年学，15岁就开始跟着大人下地挣工分。
改革开放后，土地承包到户，生活从此改变。上世纪80年代，村里打了机井，挖了蓄水池，吃水吃饭的问题都解决了。
最近几年，村里变化最大：种地不用交公粮，政府还给补贴；中小学生免除学杂费；村民家里都装上了有线电视、热水器。
“现在，每天能洗个热水澡。以前哪正经地洗过澡啊，都是夏天在河沟里冲冲。现在的生活，真是跟城里没啥两样了。”说到这里，马守三呵呵地笑了。
更让他感慨的是，农民在政治生活中有了更多的发言权。村干部是村民选出来的，大事小事都要和村民代表开会商量。
比如开山修路的事，由于缺乏资金，全体村民硬是靠义务工修出了一条山路。以前几十年都没办到的事，现在成了现实。
改革开放带来的机会
山东玉泉集团总裁常金月对记者说，36岁以前，他的经历与大多数中国人无异。童年时代生活艰难，吃过树皮树叶；1968年入伍；1971年复员，被分配到济南保温瓶厂当抛光工。
1985年，已当上车间书记的常金月，决定放弃当时的职位到一个街道办事处当普通办事员。这个街道办事处准备利用空闲办公楼办饭店，头脑灵活的常金月获得了承包经营权。
靠着从银行贷来的12万元，常金月办起了“玉泉酒家”。1990年前后，饭店的年利润达到200万元左右。
随着企业的不断壮大，权责不明晰造成的矛盾逐渐显现。“这企业到底是谁的根本说不清，怎么用人、怎么用钱都有了矛盾。”常金月说，他决心自立门户，二次创业。
1992年，我国市场经济的步伐加快，经商环境进一步宽松。常金月建起了济南市第一家四星级酒店——股份制的玉泉森信大酒店。如今，酒店已成为面积6万平方米、资产6亿多元的“中国名酒店”。
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常金月说，就是紧跟时代脚步，抓住改革开放、经济体制转轨带来的机会。他认为，一个更加开放、宽容的社会，会有更多机会在等待他。
法治进程逐年加快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厅级审判员姬生平对记者说，58年前一个冬天，他出生在长清县一个贫苦的农家。参军13年后，他的命运在1982年出现了转变：国家急需充实公检法队伍，他与48名部队干部一起转业进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在那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法律是什么，幸亏有半年的培训，才救了急。”
姬生平说，同时期的法官大部分是军队转业干部，有大专学历的很少。
“看看现在，我们法院本科以上学历的法官已经占了70%以上，硕士生、博士生都不稀罕。”
姬生平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还很淡薄。记得第一部刑法刚实施时，法官宣判后问被告人：“上诉吗？”被告人摇摇头说：“不会上树。”这些事今天听起来都成为笑谈，可在法律百废待兴的时候，这种事并不稀奇。
姬生平在刑事审判庭当法官时，审理的都是一些重大刑事犯罪案子。犯罪嫌疑人家属把请律师辩护看成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辩护时，旁听席上的人经常气愤地站起来，不能理解为什么要为犯罪嫌疑人说话。
从1950年新中国第一部法律婚姻法颁布到现在，国家出台的各种法律有上千部，法治精神进入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些年，人们都能主动拿起法律武器维护个人权利了，就连80岁的老太太拿不到子女赡养费，也会把自己的子女送上法庭。”姬生平说。
社会多元化值得庆幸
山东社科联副主席包心鉴对记者说，他的生活经历中，有两个阶段对他影响最深刻，一是十年“文革”，二是改革开放。
包心鉴是“老三届”，“文革”开始时正读中学。那时到处是标语、口号。“‘全国山河一片红’，实际上处在相当封闭的状态，许多人噤若寒蝉，似乎只有一种声音。”
他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从高度一元化走向政治透明、法制建设。百姓可以通过不同途径知晓国家大事，参与重大问题的讨论。2003年“孙志刚事件”直接推动了中国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一些省人大常委会通过法律形式对公民参与立法的权利进行保护等。
包心鉴说，中国已进入了多元化时代，经济成分多元化，社会阶层多元化，生活方式多元化。人们选择生活的自由度大大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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