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份地方政府的红头文件，让湖北荆州市一些地方“百官倡烟”景象浮出水面。
2007年3月15日，湖北荆州下辖的洪湖市政府，下发红头文件，将全年15900条公务用烟指标，分解至114家县直机关和基层乡镇，实行摊派消费，并奖惩分明。
依照文件规定，完成目标者将获销售额8%-20%不等的返还。未完成任务者，机构属垂直管理，将情况通报其上级主管部门；属地方管理，根据所欠数目按每条170元标准扣减其财政经费。
但同年9月份，这份名为《关于认真做好2007年公务用烟管理工作的通知》，即被取消。
近两个月后，洪湖市政府网站上依然挂此文件，直到本报发稿前才正式撤下，当地有官员至今仍不知情。
南方周末记者还发现，不独洪湖，荆州下辖石首、监利等县市，此前均有此类分解公务用烟指标的红头文件存在。且格式雷同，甚至奖惩标准也趋一致。
监利县一份2006年的政府分解文件显示，当年该县公务用烟任务总计26530条，由近百家县直单位和乡镇分担，标准从20条至800条不等。甚至全为女性干部的市妇联，指标也有20条。
所不同的是，监利县文件并没有扣罚经费的惩罚性措施，所列指标，也冠以“预测数”的名目。
荆州当地有官员戏称此现象为“百官倡烟”。
少数难堪重负的县直单位选择多渠道募资化解指标。监利县委统战部官员告诉记者，“像工商联的全年经费甚至连发工资都不够，只能依赖会员赞助来解决。”
但大部分单位完成指标并不是难事。洪湖政府网站的数据显示，整个2006年，洪湖市县直单位和乡镇共认购公务用烟18822条，超出了原定指标近20%。
细心者依照红头文件所指定的公务用烟的价格区间每170元-600元计算，得出骇人结论：在洪湖这个县级市，一年用于公务用烟的公款费用竟达到320万-1000万。
但诸多地方官员显得释然，甚至理解为政府的“良苦用心”。洪湖县烟草局一副局长称，官员一根烟，影响一大片，“公务用烟的表率作用明显，可以引导市场消费，可以提升烟草销售的结构和档次，既而增加地方政府的烟草税收，为地方经济作贡献。”他反复强调引导消费的作用，不认同摊派之说。
“吸烟就吸省产烟”
由于“百官倡烟”，在荆州，党员干部对抽烟的个人口感和爱好，一度要求服从统一安排。湖北省产“黄鹤楼”和“红金龙”系列成为重点推荐名牌。
荆州地区毗邻湖南，在上世纪90年代，曾是湘烟的天下。本世纪初，湖北重点发展烟草工业，荆州成为第一片需要“收复”的失地。
在监利县容城镇的办公大楼门前，杜绝吸食“南烟”(湖南烟)的标牌成为干部上班的第一道警示，至今仍在。而在整栋大楼几乎所有办公室的大门上，都还有一句顺口溜，“最好不吸烟，吸烟就吸省产烟”。
荆州下辖松滋市的政府网站资料显示，一位市领导就曾在全市的烟草会议上公布过类似禁令：凡是单位公务活动用烟，一律使用省产烟；凡是党员干部抽烟的，一律抽汉烟等等。对于违反上述规定的，单位要追究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并扣减或停拨财政经费；党员干部要进行曝光，并给予通报批评。
在公安县政府网站上，一位县领导甚至强调，吸食“芙蓉王”(湖南烟)就是“不讲政治，不讲纪律，在认识上不能与县委、县政府的要求保持高度一致”。
2006年，荆州市启动了对所辖县市261个公务机关抽烟情况的摸底调查，调查人员深入基层，捡烟头、翻纸篓，最终共采集了5003个烟头标本，根据烟头品牌数量进行了科学的量化统计，实行县市排名，最终成为领导问责的重要参考。
烟草税收成地方财政命脉
和华中许多地方一样，荆州地区诸县财政并不丰裕，而烟草税收在各县地位举足轻重。比如洪湖，2006年烟草税收成为全市纳税第一，对地方财税的贡献，竟达八分之一强。“尤其在农业税取消后，烟草税收几乎成为地方财政的命脉。”该市一官员称。
而在基层招商引资艰辛异常且见效慢的情形下，烟草税收则显得便捷和可靠。公安县一位领导曾在布置2007年烟草工作的大会上，当着全县机关干部的面算过两笔账：
第一笔账是，抓好了烟草就相当于再建一个“金安”，一个“新生源”——后者均为公安县多年努力成长起来的骨干纳税企业，纳税规模和烟草相当。
第二笔账和烟草税有关。中国实行烟草专卖政策，只有在正规专卖渠道销售的香烟，地方才可抽税。他说，“如果全县2000个公务人员在抽非主渠道购进的‘芙蓉王’，那一年损失的税收就高达160万元。如果用作乡镇经费，每个乡镇平均就是10万元。”
这位领导反问，那么多的财源白白流失，作为一个吃政府财政饭、拿纳税人工资的公务人员，为什么不能讲大局、讲良心，主动消费纳税烟呢？
通行的做法为，年初各级政府指定计划，并彼此签定责任状，年尾兑现。
例如，江陵县政府即明确规定，烟草销售任务完成不力者，将扣减其全年财政转移支付的10%。
公安县曾有官员私下对类似摊派举措表示不满，结果招致县领导言辞反驳，“在为什么要抓烟草工作的问题上，不要拿市场经济理论来品头论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