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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以整天带着玩具熊猫游走于中外的熊猫艺术家赵半狄玩出了新花样：开了一场以熊猫为原创灵感的时装秀，因为把熊猫与贪官、二奶、乞丐、三陪小姐等挂上了钩而招来非议。几乎与此同时，从成都传来消息，成都将制定全球首部专门为大熊猫“量身定做”的法律——《成都市大熊猫保护管理条例》。立法工作即将启动，法律一旦通过，“恶搞”大熊猫很可能被认定是违法行为。
在笔者的印象中，赵半狄就是一个“熊猫人”，人到哪里，“熊猫”就跟到哪里，长久以来，也许是“人因熊猫贵”的缘故，他成了艺术家。之前他与熊猫为伴，博得了不少人的喜欢，但这一回，他不慎“恶搞”了熊猫一下，立刻招来了包括专家在内的很多人的批评。好在赵半狄的“恶搞”是在“熊猫保护管理条例”立法之前，否则可就“违法”了。
作为世界珍稀动物、活化石，大熊猫是国宝的事实毋庸置疑。而且，大熊猫的形象一直以来以乖巧可爱而为人熟知，赵半狄将其与贪官、二奶等挂钩，的确有“恶搞”之嫌。不过，按照赵半狄的解释，他并无恶意，相反，他对于熊猫“始终怀着尊重的感情”，“我宁愿恶搞人，也不愿意恶搞熊猫”。所以我理解，赵半狄的恶搞或许只是个玩笑，并没有“无耻到某种地步”。
自从电影《无极》中出了个引发血案的馒头，“恶搞”就风行起来，恶搞者风流潇洒，被恶搞者恼羞成怒，轻则破口大骂，重则告上公堂。他们骂街和告状的理由都很充分，比如指责对方人身攻击，破坏形象等等。像此次大熊猫被“恶搞”，就有专家质问：“你有什么权利用这些去污染人们心目中美好的大熊猫的形象？”似乎这样一“恶搞”，大熊猫的形象就不美好了，就真的变成贪官、二奶和乞丐了。可是，有这种可能吗？“恶搞”恐怕没有这等威力，大熊猫也恐怕没有这么娇气吧。
实际上，“恶搞”有时候是一种文化，而心平气和地接受“恶搞”，则代表宽容和幽默。达·芬奇的油画《蒙娜丽莎》举世闻名，画中那位华贵妇人的微笑妙不可言，其经典地位无人可以撼动，可是偏偏有位杜尚先生，竟然给那位妇人加了两撇小胡子。毫无疑问，这是“恶搞”，但是在欧洲观众的微笑中，蒙娜丽莎仍然完美，长胡子的蒙娜丽莎也成了一道风景。而且，正因为观众的宽容，杜尚、达利们不断涌出现，西方艺术迎来了超现实主义。
在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恶搞”文化。车胤囊萤、孙康映雪的故事与悬梁刺股一样，被读书人传说了上千年。可是到了明代以后，一位作家却“恶搞”了这两个经典，他写了篇小故事，大意是：车胤囊萤读书，孙康映雪读书，两人是好友，有一天孙康去车胤家拜访，车胤不在，书童说，主人捉萤火虫去了。又一日，车胤回访，见孙康在院子里遛弯，便问为何不读书，孙康说，看这天儿不像要下雪的。两位苦读的楷模，却被“恶搞”成没有萤火虫、不下雪就不读书的浪荡子，看似不可原谅，可仔细想想，也不是没有道理。
名画可以“恶搞”，古人可以“恶搞”，为何熊猫“恶搞”不得？说是影响熊猫形象，我看未必。不过，影响“以熊猫为名片”的成都的形象倒有可能，毕竟熊猫只在意有没有竹子，而熊猫的存在与否，关系到不少人的前途和命运。既然如此，大家最好把眼光放得简单些，建园子，种竹子，让熊猫们吃好喝好恋爱好，争取子孙满堂，肥猫满圈，永不灭亡。至于形象啊、二奶啊，就由艺术家们“恶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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