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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克文，你怎么听都会认为这是一个中国人的名字，不是来自中国大陆便是港澳台，要么是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可如果这次你这么猜测就错了，陆克文是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在11月24日举行的澳大利亚联邦大选中，去年刚刚当选工党领袖的陆克文取代连续执政11年的霍华德，成为新一任澳大利亚总理。
陆克文的中国经历很快便被媒体挖掘了出来。凯文·拉德(陆克文的英文名字)，生于1957年，1976年考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中文专业。他不仅研读中国历史，也研究亚洲政治，也正是在上大学期间，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陆克文。
大学毕业后，陆克文进入澳大利亚外交部工作，先后被派驻过斯德哥尔摩和北京。他的大儿子正在复旦大学学习，最小的儿子也在学中文，女儿则嫁给了一名澳籍华人。
按照国际政治理论，国家间关系是由国家利益所决定的，但在冰冷的政治后面，个人的因素也不可忽视。二战时期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的斗争和合作精彩绝伦，换了不同的人，历史也许要重写；如果不是毛泽东和尼克松的果断决策，中美接触、建交可能要拖后许多年。国家间的交往和领导人的风格、魅力有着莫大的关系。最近的例子是，假如没有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执著参拜靖国神社，中日政治关系不会变得那么冷淡。
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大版面报道陆克文懂汉语背景所隐含的信息是：期待着这位“中国通”利用他对中国的了解，重视、推进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关系，加强两国的交往和合作。
近几年，中国和澳大利亚政治、经济关系不断发展。经济方面，两国有着明显的互补，双边贸易增长迅速。中国从澳进口货物以铁矿砂、氧化铝和羊毛等产品为主。中国对澳出口以机电、高新技术、服装、纺织品等产品为主。目前，中国为澳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澳大利亚是中国第九大贸易伙伴。
然而，在政治方面，澳大利亚做了几件遭到中国反对的事情。比如说，今年6月，澳大利亚执意允许达赖喇嘛入境，霍华德总理予以会见，此后才发生德国、美国、加拿大领导人会见达赖的举动，可以说，澳大利亚开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先例。其次，澳大利亚是美国的盟友，常常学着美国的口气和中国讲话，常常讲“中国军事威胁”，常常批评中国“不民主”。
陆克文执政后，澳大利亚的对华关系如何变化？对此不宜过分乐观。我们有所期待，却也不能给予太多的期待。
从外交政策的传承、国家利益、地缘政治等各个角度来看，澳大利亚的外交优先都不会改变，对美外交优先是不会变的。如陆克文所言，澳大利亚将维护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并加强同亚太地区以及欧洲各伙伴国的关系。
其次，“中国通”陆克文只是后天学习和个人喜好的结果，他首先是一个澳大利亚公民，其次是澳大利亚的总理。在西方人眼里，公事和私事是严格分开的，“中国通”陆克文是私事，而“总理”凯文·拉德才是公事，焉能“假公济私”？
再次，“中国通”里面反华的人士大有人在，这个连举例都可以省略。如果学习一个国家的语言、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就意味着“亲”这个国家，国际政治就不会这么复杂了。
另外，即便“亲”某个国家，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唱赞歌。一位著名日本学者在美国生活多年后，依然是辛辣地批判美国。他说：“我喜欢美国，所以我批评美国，我想让它变得更好。”
尽管道理都清楚，但重感情的中国人依旧喜欢公私混合，把感情因素夹杂到国际交往中，这在一些日常词汇中有所反映。我们在评价一个人的对外倾向时，经常用“亲美”、“亲日”，评价外国人时也容易顺着这个思路走，比如，福田康夫刚刚当上日本首相时，竟然有媒体称他是“亲华派”。其实，哪里有什么“亲华派”，亲本身就是一个感性词汇，说“知华派”更确切一点。
总而言之，对“知华”的陆克文不应该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即使一个澳籍华人当上总理，他所着重的也更多的是本国利益。我认识的一家美国华人报纸主编来自中国大陆，已经加入美国国籍，我们一起聊天时她特别肯定地告诉我，在两岸事务中，她“不亲大陆、不亲台湾、亲美国，因为自己是美国公民”。
由于工作的关系，笔者参加过许多场外国政界要人的演讲，几句蹩脚而又异常简单的“你好”、“谢谢”一出口，便会迎来热情、热烈的掌声——我们中国人自己努力学英语，但从来没有要求老外学好汉语，只要你讲几句，我们就知足了。假如今后“中国通”陆克文总理访问中国，用一口流利的汉语发表演讲，那么，听众的掌声至少会更热烈些；他和中国领导人会谈时，可以不用翻译进行交流，更有利于沟通，有利于建立私人友谊，从这个意义上说，有着更多精通汉语的外国领导人当国家领导，对我们来说是积极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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