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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后人知道历史真相，就不能深刻地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一种对历史对后人极不负责的态度。我自始至终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作为这次历史转折的见证人，我觉得应该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和自己当时以及现在的想法写下来。
――于光远
今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为这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30周年，中央编译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由于光远撰写的《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一书，以亲历者的特殊视角，详尽真实地记录了这次给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带来深远影响的会议召开的台前幕后事。这里摘录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对原定议题的重要突破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三中全会之前举行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三中全会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为期5天。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为期36天。虽然它们是两个会议，各有各的功能，但是由于这两个会议之间存在一种不寻常的关系，在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和意义时，不能不把中央工作会议包括进去。在纪念三中全会时，不能不同时纪念中央工作会议。
中央委员会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章程中的地位不同。对许多重大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无权做出正式决议，必须召开全会才能使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各种主张正式成为全党遵循的决议。就当时的历史事实来说，中央工作会议已经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即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幕，就是华国锋讲话。他讲了这次会议要讨论的三个议题。第一个议题是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第二个议题是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第三个议题是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华国锋说，在讨论这三个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在新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国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我注意到在这个讲话中，他不再讲“两个凡是”。
分组讨论一开始就突破了原定的三个议题。产生最大影响的是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他认为对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那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他举了六个问题为例：
(1)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一案。他们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
(2)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此时他还未担任组织部长)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和1940年他当了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关于从反省院出来履行过出狱手续，但继续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经过审查可给以恢复党籍的决定，也是中央批准的。这两个决定所涉及的同志和在两面政权的情况下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他们不是叛徒，应该恢复党籍。
(3)陶铸、王鹤寿同志等是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的一批党员，直到七七抗战后还坚持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虽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一个尾巴。应当由中央组织部复查，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4)彭德怀同志是担负过党和军队重要工作的共产党员，对党贡献很大，现在已经死了。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5)1976年4月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的所谓“天安门事件”，是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6)“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是中央“文革”的两个顾问之一。康生那时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了党政机关的瘫痪状态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康生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
陈云同志在党内威信高，考虑得周到，问题提得准确，语言有力。他的发言得到各组出席者的纷纷响应。
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
25日大会开过，当天晚上，我到江一真的房间，同他商量应否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我们认为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要讲“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复出的阻挠；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等，汪东兴欠的账就很多很多。他在立场上的确非常错误，不把他的名字点出来，许多事情就讲不透彻，许多问题就说不明白。
在前十几天的分组会上，发言中涉及到汪东兴负责的事情，还都避开说出他的大名。但我们觉得这种藏头露尾的做法，同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不符。左思右想，我们认为会议开到这样一个阶段，是到了该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时候了，这样做对会议有好处。
当然我们也不是没有顾虑。我们也想过最好请示领导得到同意后才做这样的事，但又觉得不便。因此就决定自己来担当这个责任了。
于是在26日上午，江一真在西北组、也是整个会议第一个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江一真肯定多年来汪东兴对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和粉碎“四人帮”立下的功劳。然后他提出，汪东兴在1976年12月说过的“邓小平的那两下子，不是(在1975年)试过了吗？就是不行嘛！”江一真还批评了汪东兴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讨论上的态度，以及汪东兴在北京医院揭批“四人帮”时庇护刘湘屏等事情。
江一真发言后，我和杨西光在西北组做了联合发言，我们着重批评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后坚持“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阻挠真理标准讨论等事情。杨西光知道汪东兴的事比较多，讲得也比较具体。比如他能准确地转述汪东兴某次讲话的具体内容，并把汪讲话的时间、地点交代得清清楚楚，还举出当时在场可以作证的人名。我注意到，和我们的发言相呼应的发言慢慢地都出现了。西南组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第一人是胡绩伟。他例举的材料更具体，批评得也更有力量。以后各分组对汪东兴的指名批评就很多了，不少老同志揭露了许多汪东兴的错误言行，有的发言用的语言还很尖锐。
总之，整个会议的进程中，没有发生因为在大会上公开批评这样一位副主席而受到任何指责的事情。这表明这次会议的确做到了充分发扬民主，使我们原先的顾虑成为多余的了。
真理与“凡是”的正面交锋
这个会议有一个特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提出者、发动者、组织者与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坚持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主要人物都在会上。
熊复主持下的《红旗》杂志的态度，不但引起中央工作会议出席者的不满，11月22日《红旗》杂志社的两位同志还在本单位贴出大字报揭发熊复。真理标准问题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立即转载，而《红旗》一直不发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就在中央工作会议初期，熊复还拒登谭震林纪念毛泽东的文章。他写信给中央说谭震林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是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如果《红旗》登了就要使《红旗》卷入这场争论。他坚持不卷入的方针。
熊复的这封信送到中央后，邓小平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嘛。”邓小平问：“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是卷入。”
胡绳在11月25日东北组发言时，似乎表示不赞成把真理标准问题说成是关系到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也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看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人民日报》转载后，吴冷西立刻打电话给胡绩伟，责备这是“砍旗”。这件事不少人早有所闻，吴冷西则辩解说胡绩伟听错了他的意见。可是经过分组会上询问后，他申述自己的观点，各组的人看了简报之后，认为他的说明恰好证明胡绩伟电话是可信的。
为什么有些同志在25日前保持沉默，25日后却很快一起出来表态呢？我的看法是11月25日以前，他们还指望中央表态不一定会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25日下午第三次大会特别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对北京市委和团中央负责人正式表态后，他们认为再顶不下去了，只好出来表态，可是立场没能转变过来，发言中漏洞百出。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时间特别长，特别集中。30来天的分组会，几乎每天的会议都直接间接地接触这个问题，发言也很坦率和尖锐，不发生模糊、藏头露尾的情况。
争论双方的主要人物都在这个党的高层会议上，可以面对面地进行交锋。同在一个组的人交锋，就是不同在一个组看到别的组的简报也交锋。我记得当时看西南组的简报，就看到胡绩伟和熊复的对话，熊复为自己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进行辩解，胡绩伟就列举事实，而且找出不少文字材料来证明熊复的不老实，使用严密逻辑进行辩论，使得熊复最后无话可说。这样可以使得讨论更为深刻而且生动具体。《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是那场真理标准讨论的主持者之一，他了解的情况很多体会很深，在西北组做了多次发言。我对“两个凡是”是坚决反对的，在西北组我也做了许多次发言同李鑫、吴冷西、胡绳、熊复交锋。
在这个会上把汪东兴等在上面支持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人也点了出来，这样就把有关这场讨论的问题搞得更加彻底更加深刻，这一点在学术界讨论时是不便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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